二戰時期德國民眾為何會狂熱追捧希特勒？

一位果農的來信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寫到:：“我終于如愿以償，成功地研制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請求。

像這樣普通人所寫的普通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信以及郵寄來的包裹來自德國各地，有些還是來自歐洲其他的國家。寫信的有男女老少，職業形形色色，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

而來信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參差錯綜。多數來信是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它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還有不少是寫給希特勒本人的情書。從“堅決保證真正的愛情”，愿意與元首結為伉儷，到表示立誓要為領袖獻身，奉獻出自己的貞操。一些年輕的姑娘在信中寫到:：“親愛的元首，聽說您沒有孩子，這令我難以平靜。”，“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這是一位薩克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辦公室里堆滿了這些求愛者寄來的精心編制編織的五顏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襪子。當然，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還沒來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處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別執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信“干擾元首”，對不起，自然會有人通知蓋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當時的德國，有不少寫信者被宣布為“精神有障礙”，被送進所謂“療養院”。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不明真相者繼續不斷地向領袖抒發情懷，表達情感。

在“萊比錫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的《普通的法西斯》這部紀錄片中，曾真實地記錄下了德國民眾是如何狂熱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的大會上，莊嚴巍峨的主席臺上方，懸掛著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納粹）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著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對于黨旗的設計，希特勒自鳴得意。他在《我的奮斗》一書中說:“任何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用它來象征莊嚴和偉大……紅色象征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征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征爭取雅利安人勝利斗爭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魯士雄鷹，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講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成千上萬的人們忘情地呼喊著，高唱著，向著主席臺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講充滿激情，讓臺下的群眾更加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我想，任何一個德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一定會激動得渾身顫抖，一定會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萬分，一定會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也一定會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任何一個德國人一旦陶醉于這樣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感當中，一旦癡迷于如此盲目的個人崇拜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情緒當中，自然會從理智走向瘋狂，從善良陷入邪惡，從文明墮落為野蠻。

令人悲哀的是，此時此刻，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一直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之中，真的以為要跟隨偉大領袖投身到無比壯麗的革命洪流中，去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業。

面對這一切，正像西方學者所評價的，“攝影機不會撒謊，它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栗”。

面對這一切，我們又該說些什么呢？黑格爾政治哲學中有一個極深刻的觀點，至今未曾被人們恰當地理解——他說:：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當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時，他的愿望實現了。希特勒所締造的第三帝國就是一個建筑在納粹主義精神上、建筑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德國人靈魂中的罪惡之國。

到底有多少“納粹”？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些珍貴的史料時，不能不感到愕然:這難道就是深受魏瑪文化熏陶，產生過康德、黑格爾、歌德、馬克思、愛因斯坦、巴赫、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滿理性的德意志民族？這難道就是被馬克思譽為由于“高盧雄雞的高鳴”和“思想的閃電”的射入從而得到復活的德國？

筆者曾由衷地感嘆過德國人民的素質。在《留德十年》這本書中，季羨老回憶，二戰后期，當年他寄居的德國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極為緊缺，市政府下令允許市民上山伐木，不過，僅限定在市政府做過記號的樹木，其他樹木仍舊不許砍伐。盡管德國冬季異常寒冷，當時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無一例外，全都自覺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規定。我曾設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國家將會怎樣？會不會由于生活的艱辛出現亂砍亂伐？會不會為了執行政府的規定而派出軍警去看管這些樹木？

二戰后期，美軍攻入法國境內，俘虜了一批德國軍官。一天晚上，美國軍營舉行晚會，也邀請了一些戰俘營里的德國軍官前來參加。一些美國軍官上臺表演節目，而德國軍官則旁坐一邊靜靜地觀看。臺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國少校對表演不以為然。這種情緒被一位美國將軍看出來了，他詢問施密特少校: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樂師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時有許多錯誤。

美國將軍頗為自負，特別是作為戰勝國的軍人覺得顏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氣揚地邀請這位戰敗國的俘虜去演奏。施密特有些遲疑，剛一起身就被美國人拉到了鋼琴旁邊。施密特整了整軍服，深吸一口氣，開始了演奏。流淌、優美的音樂旋律伴隨著高雅的演奏風度，使整個大廳一片沉寂。結束以后，爆發出一陣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

此時，美國將軍尊敬地問起施密特，是不是從哪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少校頗感驚訝，回答道:我從沒讀過音樂學院，我只是從西里西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正規德國軍官。

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也曾提到，二戰結束后，駐德美軍清查蓋世太保的財務，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這個曾經在納粹時期權傾一時、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秘密警察組織，竟然沒有貪污事件。聯想起許多國家屢屢出現的腐敗，不禁叫人感嘆:管中窺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質和教養由此可見一斑。

可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高度文明素養、自律廉潔的民族卻如此擁戴希特勒這樣一個制造種族滅絕的殺人犯，一個毀滅世界的戰爭狂，甚至不顧一切后果地跟從他，把整個歐洲，包括他們自己拖進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為毀滅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這究竟是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國歷史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水晶之夜”。這個極具浪漫色彩的名稱，卻是與最丑惡的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聯系在一起的。從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間，德國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猶太教堂變成了一片火海，超過七千五百間的猶太人的百貨商場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數百幢的猶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數千名猶太人慘遭侮辱、毒打，大約三萬名猶太富人遭到綁架，被勒索的贖金高達十億馬克。劫難之后，四處都是殘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猶如嗚咽哭泣的水晶，在慘白的月光下閃爍著晶瑩的淚光。事后，為了補償所謂“眾怒”，猶太居民還必須掏出一百萬帝國馬克作為“贖罪金”。

據史料記載，希特勒當政時期，曾有數十萬德國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遭到納粹殺害的猶太人高達660六百六十萬。參與迫害和屠殺的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不少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中下階層民眾。為什么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會積極地、自愿地參與納粹的大屠殺？為什么他們對自己猶太同胞如此殘酷？甚至當希姆萊已經要求停止屠殺之后，許多人反而還不肯住手？

二戰結束后，在德國的盟軍占領區內曾開展了一次名為“去納粹化”的清洗行動。除納粹一級戰犯必須在紐倫堡接受審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口在盟軍占領區內接受了“思想改造”。為此，美軍專門成立了一個搜緝與甄別組織，叫做“智慧小組”，小組成員前后共有22000二萬二千人之多。他們設計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問卷，規定凡年滿18十八周歲的德國人都必須填寫。問卷雖然只有兩頁，但卻設計了132一百三十二個問題。美國人希望借此篩選出具有危險傾向的德國人，清除納粹勢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觀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響。

從1946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夏天，“去納粹化”的清洗活動足足忙活了3三年。在參與被調查的1341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德國人當中，有650六百五十萬人曾是納粹黨員，這其中有將近50五十萬名教師。調查還顯示，65%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務員、80%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師都曾經是納粹黨黨徒。

在英克·布羅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寫的《他們為什么效忠希特勒》這本書中披露了一份資料，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共有1300一千三百多萬納粹黨徒，幾乎占到當時德國整個人口的六分之一1/6，如果加上少年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人數，當時的德國，簡直可以說就是一個“全民納粹的國家”。

一個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養”，有“行為嚴謹”、“舉止自律”、“品質廉潔”的高尚品質確實是好事，也的確能使個人保持潔身自好。但這絕不能保證這個民族不會誤入歧途，也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不會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罪孽來。或許，能否正確地把握國家的自身發展方向，能否真正運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運，使之成為捍衛做人的權利，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素質。

為何效忠希特勒

盧梭曾斥責過歷史上的那些“高貴的野蠻人”，盡管他們很“高貴”，高舉著正義的標語，高呼著高尚的口號，但卻干出了卑鄙無恥的行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但人想做天使，卻做出惡魔的行為”。由此，更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的是:：納粹罪惡的形成以及眾人參與的根源；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討的是永遠將人類劃分為敵人與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們進一步詰問的是:：“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與罪惡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會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盡致的發揮”？

毋庸置疑，當生活在專制的體制下，每一個人都被灌輸“國家利益至上”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成員渺小到沒有個人意志和權利，只能依附于國家機器的時候，機器上的每一個齒輪與螺絲釘也只能隨著整個機器的轉動而運轉，絲毫無法擺脫這部機器的控制。

美國學者亞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匐在觀念腳下的民眾。德國人民的悲劇說明告訴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暴力、恐懼的極權制度下，一切資訊來源受到封鎖，或是只有經過篩選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一切文學、藝術被當作洗腦的工具，這時候，即使是一個文明和修養極高的民族，它也無法具有衡量善與惡的標準，也無法具有明辨真偽與判斷是非的能力。這時候，人再不是作為個體的人而存在，而是作為物質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作為某個政黨的工具、國家的工具、某個統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過宣揚自己的學說，把它當作一種指導和團結人民行動的工具，來達到作為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在《我的奮斗》中，希特勒設計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在德國，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馬上成為公民，而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為他設計的學校教育和體能訓練，并在統一的軍事系統中參加軍事訓練之后，“這個年輕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檔案中沒有污點，才會被授予公民權”。多么蠻橫又多么霸道！任何一個德國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腦，不接受納粹的黨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隸。

不客氣地說，希特勒確實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表述的:：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

通過戈培爾指揮下的納粹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灌輸，德國人民完全接受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價值觀念；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并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于各種詞匯所賦予的新的注解，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則的本意全都給顛覆了的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還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嗎？此時，對于他們來說，善良與殘暴，有罪與無罪，正義與邪惡，這類名詞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所謂“有罪”、“邪惡”就是任何阻礙他們實現“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歷史過程的行為。

1938年，希特勒幾乎是用一種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指德國青年）什么也不用學習。”正如這位獨裁者所言，德國人10十歲開始加入少年隊，14十四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后加入納粹黨，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加入德國國防軍后，立即又被吸收進沖鋒隊和黨衛軍。他們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們的整個一生也都不再會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部書中，真實地記載了納粹是如何通過教育將“法西斯精神”從小就灌輸到每一個德國兒童心中的。

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分子在教科書中向孩子們講述: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巖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只公椋鳥只跟一只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干預，進行“人工雜交”。這樣做的結果，會把最壞的特征集于一體，形成罪惡的雜種。接著，他們又將這樣的謬論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魯道夫·巴努什爾回憶說:老師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后問道:“知道什么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沉默片刻，老師指著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為了煽動孩子們仇恨猶太人，納粹分子還編造了許多兒童讀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綠色荒原上的狐貍》等來毒害污染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古德倫·寶澤旺說，她至今也忘不了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講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媽媽要她到牙科醫院看病。她與另外一位女同學共同到了診室，醫生先叫那個女同學進去看病。當然，這個醫生長著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鉤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這時候，坐在外邊的女孩忽然聽到診室里剛進去的同伴發出尖叫:“不，醫生，請不要這樣！”然后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后來醫生出來示意要她進去，她嚇得跑掉了。古德倫·寶澤旺回憶道，那時，作為孩子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猶太人對那個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這個故事讓我整個青年時代都無法擺脫噩夢。

在這樣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種子就潛移默化地種下，并慢慢地開始發芽、開花、結果。當他們長大成人，參加沖鋒隊或是黨衛軍屠殺猶太人時，已經感覺不到有任何內疚，有的只是仇恨的發泄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一個吃“狼奶”長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邪惡勢力在干罪惡勾當的時候，會告訴世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見不得人的。如果邪惡勢力公然以邪惡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難有邪惡勢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惡必然與謊言相伴，只有摻雜了謊言的罪惡，才會顯得高尚；只有披上正義外衣的邪惡，才會蠱惑人心。但邪惡勢力本身對自己的罪惡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讓善良的人們甘心情愿地接受他們的罪惡。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才會有悲劇，而最大的悲劇就是被邪惡勢力所欺騙，助紂為虐，卻一直以為在維護正義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于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于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

（本文原載于《書屋》2008年第1期，作者趙剛，原文標題為：誰種植了“希特勒草莓”。騰訊歷史頻道授權《看歷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