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飛鴻、霍元甲這些功夫大師們，到底有多厲害？

當我們試圖去了解某個傳統武術流派或者拳種的時候，從老師傅及其弟子口中聽到的往往是他們的祖師爺或者某個前輩高人的英雄事跡或傳說，并且這些事跡傳說以清末、民國時期的武術家居多。除了武術大師們如何在國弱民衰、列強凌辱的舊社會，以超人的絕世武學與外國（以日本為主，兼有英法俄）各類武術家、大力士、拳擊手比武交手，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故事之外，就是他們如何在民間除暴安良，以及教訓一些夸夸其談誤人子弟、上門挑戰踢館企圖揚名立萬的其他武術家的故事。

我們不必對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傳說追究其真實性，有些故事可能是真實的，有些可能是在真實事件的基礎上再創作的，也有些是說書藝人、文學家或大師的弟子創作的。這樣的故事能夠流傳下來，原因也很好推測——在一個民族積貧積弱的時代，英雄人物的故事總能讓老百姓備受折磨的心里找到一點平衡；不論是老百姓還是練武之人，聽到這樣的故事總會揚眉吐氣感到很過癮，能夠增添一點民族自豪感；哪怕沒有，也可以創造一個聊以自慰。就算到今天，這些故事或者僅僅用故事主人公之名再創作的影視作品依然倍受歡迎，我自己有時也會買票去觀看這類題材的影片當做娛樂。

然而，當我們把這些故事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就會發現，故事里的主人公出生的年代非常接近，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這時候問題就來了：在同一時代，這類“大俠”級別的武術家起碼有好幾十個，為什么幾乎沒有在任何故事中見到他們互相交流、比斗、切磋呢？甚至一起喝個茶聽個戲的傳說都很難看見。即使在大師用高超武藝“教訓”其他武術家的故事里，被教訓的武術家往往也是根本無法查找的無名之輩，從來沒見哪個門派的大師把另一個門派的祖師爺教訓一頓。如果有人想給黃飛鴻、孫祿堂、霍元甲、杜心武的實戰能力排個序，恐怕比把自己的武功練到他們的水平還難。

對于這個問題，崇拜大師的人往往會說大師厚道、武德高尚、不好勇斗狠等等，但這個解釋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大師都不好勇斗狠，那么故事里面不應該都是打斗的情節與畫面。而看不起傳統武術的人會說這些大師都是名不副實的騙子，因為怕泄了老底兒不敢互相比武。這個說法也難以服眾——幾億人的動亂社會，總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打架吧。

唯一說得通的解釋是，并非這些大師不愿比武，而是相互之間確實沒見過面，也可能根本不認識，甚至連對方的名字也沒聽說過；就算聽說過，也沒條件互相交流、切磋、比試。可能很多人會嗤之以鼻：威名遠揚、全國皆知的大師怎么會相互之間沒聽說過呢？且慢，我們先看看大師在他們生活的時代是如何“威名遠揚”的。

在清末、民國時期并沒有電視、網絡，能夠廣為傳播大師威名的媒介不外乎廣播和報紙。收音機是有錢人的奢侈品，不是隨便什么人都有的；報紙也要能讀書寫字的“文化人”才看得了。網上有很多民國粉拿著一些來路可疑的民國課本、作業、考題來懷念“美好時代”，但這些都是上層階級的東西，全國的識字率可沒法拿出來懷念。就算是廣播、報紙這類媒體主要宣傳報道的，除了委員長、大帥，就是大商人、大明星了。可以想象，孫祿堂老先生在上海灘的名氣是絕對干不過阮玲玉女士的。

另外，這些大師們主要的活動區域是自己生活的地區，日常的生活大都是開個武館，靠教徒弟穿衣吃飯。在當地有了些名氣，生活就有了著落，如果換個地方，誰認識你？上門踢館揚名立萬往往是一些初出茅廬的武師為了增大名氣干的事，已經有了名氣的大師沒有必要這么做。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生活甚至還十分拮據，據說霍元甲先生就曾經因為精武體操會經費問題，不得已常常以鹽水送飯（有資料顯示霍元甲去世的原因是長期營養不良和疾病，而非廣為流傳的日本人下毒）。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年代的武術大師們在國家衰落、生活貧困的環境中還能對民族命運和武術傳承念念不忘，確實令人傾佩；但在這種條件下，他們哪來的盤纏在全國各地到處搞武術交流？

從這些大師的字號，也能看出他們的活動范圍。比如霍元甲的父親霍恩弟，當年人稱“威震小南河”，這個小南河是什么呢？是現在天津市靜海區的一個鎮，當年只是個村子，他威震的只是這個村。當然，霍元甲的名頭就要大得多了，是“津門大俠”。換句話說，這些大俠都是有“級別”的：霍恩弟威震一村，連科級都不到；霍元甲則是威震直轄市，那可是省部級；著名的“佛山黃飛鴻”，原本是縣一級的大俠，后人則將他的行政級別進一步提高，位列“廣東十虎”之一，也成了省部級了。史料顯示，霍元甲剛從天津來到上海時，上海武術界就沒有幾個人知道他。黃飛鴻更是一輩子都在廣東佛山及周邊一帶生活，沒有資料顯示他離開過廣東；更沒有像電影里一樣，跑到美利堅合眾國去稱雄。這樣看來，他們的名號也算是實至名歸。

雖然這些大俠的信息渠道閉塞、活動范圍有限，是受當時科技水平和社會條件所限，因而相互之間不知道、不熟悉；但是從搏擊訓練和技術水平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客觀條件肯定會大大限制當時武術家的實戰水平。因為格斗技術的提高需要格斗者在實戰中不斷交流、摸索，在無數次的勝利和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再以此改進訓練方法和模式，并繼續帶入實戰中檢驗。因此，接觸面越廣、交流越多，對于格斗訓練的針對性、實用性的提高越有好處。不走出佛山，就很難知道除了蔡李佛、詠春之外，還有形意、八極這些拳種；不打開國門，就難以想象國外已經有了柔道、拳擊；不開展綜合格斗比賽，那些格斗冠軍也難以想象除了拳腳的拼殺外，還有個格雷西家族能夠把自己四肢關節巧妙而殘忍地反向鎖定。

我在2001年剛開始接受散打訓練時，肘擊和反背拳還是違禁動作，而短短幾年后，慘敗給泰拳的中國散打就大大放開了規則限制。在我看來，這種敗仗不是什么武術的恥辱，而是訓練水平的提高和進步。事實也表明，近年來，規則改革后的散打運動員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反觀古代的武術家，他們根本沒有條件進行廣泛的交流，甚至連組織一個跨省級的武術比賽的條件都難以創造。所謂的武林大會只存在于武俠小說中，歷史上沒有任何記載。即使小說中的門派大會、某某論劍，也只能幾年、幾十年舉辦一次，而不像今天，一個電視臺一年就能搞好幾次。那么，古人的實戰能力不可能像今天的運動員一樣通過交流得以提高，豈不順理成章？史料顯示，一些近代武術家也嘗試過加強交流、提高武術訓練水平，比如霍元甲、葉問曾經學習過西洋搏擊術的一些訓練方法。但限于條件，他們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一樣方便地交流。不過最起碼，這些大師發現了限制武術發展的一些問題。而到了訓練條件充足的今天，還有人居然認為高水平的搏擊比不上深山老林里的“高人”，這是不動腦筋或無知的表現。

說到這里，我們還要回頭說說傳統武術的傳承方式。傳統武術的傳承是嚴格按照“武林規矩”來進行的。古代武術界的師徒就好比父子，徒弟要對師父畢恭畢敬、言聽計從，要像兒子一樣孝敬師父，甚至為師父養老送終。而師父挑選品德端正、天資良好的徒弟也需要非常慎重。可以說，這樣的規矩在古代社會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古代社會治安差，擁有暴力優勢的武術家是不穩定因素，嚴格選徒有利于師父用“武德”約束徒弟，降低練武者成為社會危害的可能性（實際效果其實有限，古代練武者成為飛賊、匪徒的比率遠遠高于成為大俠的）。同時，這樣的規矩避免了徒弟僅僅依靠實戰能力來挑選師父。因為在格斗教學中，實戰能力強的有可能只是身體等先天條件較好；也有些人先天條件不好，卻能夠很好地指導學生。比如有些老師傅年邁體弱，已經不能實戰，但有很好的經驗和訓練方法可以指導徒弟。因而武林規矩對武術傳承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這些武林規矩也保護了很多招搖撞騙的人，他們以規矩作為擋箭牌，避免泄露他們的底子。比如我們今天熟悉的一些大師要價不菲，據說磕頭拜師的禮金就要數十萬，這就完全不是為了傳承武術了。

現代搏擊采取的是教練運動員的訓練方式，教練和運動員之間是雙向選擇的關系。運動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更換教練，這在中國古人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對于格斗本身來說，這種模式比傳統的授徒方式更加進步，也更能推動格斗的發展。

有經驗的教練指導運動員訓練，然后以運動員為載體，通過正規賽事，把訓練方法和經驗拿到同一平臺驗證。在觀眾看來，搏擊比賽是心目中的英雄在展示力量和體魄，但在內行人眼里，比賽也是教練之間在較量能力和水平。放眼全世界各個流派的搏擊術，你會發現，引入了正規比賽和教練員模式的，都會會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而依舊保持傳統授徒方式的，雖然也能傳承一些有價值的技術和訓練方法，但發展卻很慢。

文章寫到這里時我又想起了李小龍。李小龍曾經用畢生精力試圖對武術進行改革和創新，也引入了教練模式。但他英年早逝后，截拳道的粉絲們卻將他推上了大師的神壇，練習截拳道的人全都在模仿李小龍（不僅是格斗風格，還包括發型、服裝、生活中的動作），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里面沒有一個能夠像傳說中的李小龍一樣具有超人的搏擊能力。科學的搏擊術應該是能夠自我更新完善的，運動員會一代一代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李小龍留下了那么多傳說，至今卻沒有一個截拳道練習者能夠通過練習他的拳法重復他的神話，如果傳說是真的，截拳道豈不是個失敗之作？

（作者：陳博。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