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地栽培,品種的西瓜甚多,外果皮、果肉及種子形式多樣,以新疆、甘肅蘭州、山東德州、江蘇溧陽等地最為有名。其原種可能來自非洲,久已廣泛栽培于世界熱帶到溫帶,金、元時始傳入中國。
西瓜為夏季之水果,果肉味甜,能降溫去暑;種子含油,可作消遣食品;果皮藥用,有清熱、利尿、降血壓之效。

夏天是西瓜的季節。南宋詞人方回在《秋熟》中詠道:“西瓜足解渴,割裂青瑤扶。”由此可見,南宋時期夏天吃西瓜消暑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兒。顧名思義,西瓜非國產瓜果,其“祖籍”為非洲東北地區,栽種、吃食已有5000余年。南宋文天祥曾興致勃勃地寫了《西瓜吟》:“拔出金佩刀,斫破蒼玉瓶,干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下咽頓除煙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短短幾句,就把西瓜的形色、質地、功效生動地概括了。
在記憶中,西瓜是在五代時,由契丹引種到中原的。但今日讀書時,發現有資料載:“1959年,在江蘇高郵邵家溝屬于東漢后期遺址的下層文化堆積中的第二號灰溝以及地窖內,考古工作者竟然發現了西瓜籽。”
如此,引起了筆者對西瓜研究的興趣。經大量時間查閱史料,西瓜進入中原其實更早。
西瓜到中國,最早出現在《新五代史》里。這部由大儒歐陽修領銜編纂的皇家正史,書中增引后晉官員胡嶠的《陷虜記》,說明西瓜當年是契丹的物產。那么,西瓜是何時傳入中國的呢?至今已挖出了三張“時間表”。第一張“時間表”為“南宋傳入中國說”。南宋的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十余年之久,至紹興十二年(1142年)被釋放歸國,后著《松漠紀聞》,詳細記載了他在金國的經歷、見聞,其中記載說他曾食西瓜。洪皓去世后,其后人撰文云:西瓜是由洪皓從金國帶入中原的。
對此討論很多。有人捕風捉影地說,在《清明上河圖》里仿佛看到了切西瓜的場面。更雷人者,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陜西歷史博物館出現了一枚來歷不明的“唐三彩西瓜”。《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是北宋首都市井生活的真實寫照,而后者記伏天六月,東京“是月巷陌雜賣”的瓜果吃食,本地出產有萵苣筍、義塘甜瓜、衛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鵝梨、金杏、小瑤李子、紅菱沙角兒、藥木瓜、水木瓜、熟林檎等。南方來的有荔枝、龍眼、花瓜、芭蕉干,花瓜指的是柑橘類的香櫞,并沒有提到北方的西瓜。從作者孟元老的自序里分析,他是北宋末期即徽宗崇寧二年(1103)隨家人而遷居汴京的,在開封生活長達二十四年,至靖康二年(1127)因金人入侵而避亂南下,隨后流落杭州。著書寫東京風俗,全為憶舊紀實而作。
北宋管轄的中原地區,的確還沒有西瓜種植。洪皓是徽宗政和五年(1115)在開封金榜題名的進士,南宋初,建炎三年(1129)以禮部尚書身份奉高宗之命出使金國,被扣留長達15年。他著《松漠紀聞》,說自己在出使金國時,在漠北見到了西瓜,“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瓞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他聲稱自己是西瓜使者,“予攜以歸,今禁圃鄉囿皆有。”
這么說,南宋才有了西瓜在中原和東南的栽種,而開封這時已是金國統治。的確,由金朝和南宋聯手推廣,西瓜在中原地區和長江以南迅速發展
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詩人范成大使金,著日記《攬轡錄》。該書詳細記載了他從宋金分界線的泗州(根據隆興和議)而進入金國,直至金國統治中心燕山(金國稱中都,今北京)的全部行程,包括沿途所經過的府、縣、鎮與山、河的名稱,間隔距離,還順便考察了部分重要的名勝古跡。同時,《石湖居士詩集》卷十二,匯集本次出使途中所吟絕句七十二首。
經泗州入淪陷區,范成大從靈璧、宿州經永城入豫,過商丘(由宋朝的南京改名為歸德府)雍丘、睢州、陳留而至開封。(由東京改名為南京)再出舊開封的封丘門,在黃河李固渡口經浮橋過河,浚縣、湯陰、相州,(安陽)走臨漳、邯鄲、邢臺、柏鄉、趙州、欒城,過滹沱河,真定、望都、白溝,西望太行山,再定興、良鄉、盧溝而到達燕山(北京)。
這一途,他由歸德府西行過陳留而至開封,發現附近有了西瓜園,便吟《西瓜園》: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種,今河南皆種之。“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范成大感嘆物是人非,而西瓜在河南已經很普遍了,但味道一般,與葡萄比起來味淡似水。
南宋人這時也積極推廣西瓜種植。百余年后,南宋末咸淳六年,(1270)湖北恩施有人名秦伯玉者,作摩崖石刻立《西瓜碑》:“郡守秦將軍到此栽養萬桑諸果園,開修蓮花池,創立接客亭及種西瓜。”包括回回瓜等,已經有四個良種。而前三種已經在淮南種食八十余年了。這個記載,與范成大的《西瓜園》詩相銜接。《西瓜碑》的拓片,現存北京大興的西瓜歷史博物館。而元代的淳安人方夔,他有《食西瓜》詩:“恨無纖手削駝峰,醉嚼寒瓜一百筒。縷縷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掐膚紅。香浮笑語牙生水,涼入衣襟骨有風。從此安心師老圃,青門何處問窮通。”“寒瓜”乃西瓜的別名,“駝峰”用以比喻把西瓜切成三角形。看,經過宋金的共同努力,西瓜在長江以南,從東到西,已經食用很普遍了。
第二種說法為“五代傳入中國說”。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非常肯定地說,西瓜傳入中國的時間為五代時期。主要依據是《新五代史》卷七十三轉錄的胡嶠日記《陷虜記》。胡嶠的《陷虜記》,記述自己在契丹7年期間見聞,“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甘。”此為歐陽修引入《新五代史》。
元人方夔《食西瓜》詩有云:“恨無纖手削駝峰,醉嚼寒瓜一百筒。”“寒瓜”乃“西瓜”之異稱,其名早在五代之先己屢見于古籍記載。南朝梁詩人沈約有一首《行園》詩曰:“寒瓜方臥垅,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燦漫,綠芋郁參差……”除“寒瓜”之名外,又稱“綠沉瓜。;明俞弁《遺老造詩話》卷上:“杜詩‘苔臥綠沉槍’,綠沉以漆著色如瓜皮,謂之綠沉。《南史》任防卒于官,武帝聞之,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綠沉瓜,即今西瓜也。”由。 此可見,于今甚為流行的所謂“五代始入中國的西瓜,實則早在兩晉南北朝時已為我國人民所熟悉了。
文字記載為我們否定“西瓜始于五代”說提供了有力證據,而考古發現則更將西瓜入華歷史上推到漢代。1959年,在江蘇高郵邵家溝屬于東漢后期遺址的下層文化堆積中的第二號灰溝以及地窖內,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西瓜籽。1980年,在江蘇揚州西效邗江縣發掘了一座漢墓,出土的隨葬品中有一件雙層漆笥,其上層有一正方形盒,出土時內尚存有西瓜籽。據考,該墓入葬時間當為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天。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成果,無可辯駁地證明:西瓜傳入中國,并非“始于五代”。
近年來,上述兩種說法已被推翻。考古學家和史學家拿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物證和人證等證明,西瓜是在漢代傳入中國的。長沙馬王堆、江蘇高郵和揚州發掘的西漢及東漢墓中均發現了“西瓜子”;而人證方面,漢代“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在《瓜賦》中就描述了西瓜:“藍皮密理,素肌丹瓤,甘逾蜜房,冷亞冰霜。”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西瓜便有“寒瓜”“水瓜”之稱。當然,西瓜在漢代還是非常少見的。據《南史·滕曇恭傳》載:南昌滕曇恭“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另外,經典名畫《清明上河圖》似乎更能證明西瓜傳入中國的時間遠遠早于五代。今天,在這幅曠世作品上,我們仍然十分清晰地看到當時“首都”街道的水果攤上已有西瓜出售。若是五代時期才引入栽種,西瓜斷然不會這么快就進入百姓市場的。由此可見,西瓜“漢代傳入中國說”比較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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