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如何玩“自媒體”？

如今，一個尚未來得及收入《漢語大辭典》的新詞兒——“自媒體”大熱，由此產生一大批“自媒體人”。在中國古代，盡管沒有自媒體一說，但以類似手段謀生的人并不鮮見……

漢代玩自媒體靠“打賞”

早在先秦時，中國的文化消費已初露端倪。到了秦漢時，憑創作能力吃飯已不再是難事，能寫的人在漢代很好混，“漢賦”的出現和興起便是一個證明。

在漢代，宮廷文學侍從官得到重視，朝廷往往向民間征招“筆桿子”，優秀的還給官當。賈誼、司馬相如、楊雄、東方朔、枚皋、張衡、蔡邕這些漢代詞賦名家，當初都是這樣的“筆桿子”。可是，古代既沒有稿費制，更無廣告分成一說，玩自媒體靠什么獲取報酬？可以靠“打賞”獲得酬勞，成語“一字千金”便因打賞而來。

首開打賞先河的是漢代，如漢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屢被打賞。據《漢書·王褒傳》，王褒文章文采飛揚，漢宣帝劉詢聽說后，將他征召入京，常將他和張子僑兩人帶在身邊，“所幸宮館，輒為歌頌”。但文章并不是白寫的，漢宣帝會根據文章的質量進行打賞，即所謂“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之后，打賞模式便流行開來，并成為古代創作者重要的收入來源。三國時，邯鄲淳創作了一篇《投壺賦》，獻給魏文帝曹丕，曹丕認為寫得好，“賜帛千匹”。《投壺賦》總共才一千多字，幾乎一字一匹。

到唐代，打賞數額越來越大，成為原創的一大動力。被打賞不僅可以獲得報酬，還是一種榮譽，武則天曾弄出一個收回打賞的笑話。當年，武則天游龍門，命令隨從文人即景作詩。左史東方虬詩先寫好，武則天覺得不錯，賞賜他一件錦袍。再看宋之問隨后呈上來的詩更好，武則天便從東方虬手中奪回錦袍，轉而賞給宋之問，此即唐胡璩撰《譚賓錄》中所記“奪袍以賜之”。

宋朝玩自媒體有“稿費”

宋代時，現代流行的稿費制已出現。除打賞外，自媒體人又多了一條創收的渠道。

稿費在古代通稱“潤筆”，潤筆隋唐時已有。“潤筆”一詞最早即出現在隋代，《隋書·鄭譯傳》記載：隋文帝楊堅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名臣高颎與一旁的鄭譯開玩笑說“筆干”。鄭譯答道：“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從此，“潤筆”成了創作者應得報酬的專用語。

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獲得很高的潤筆。如當時文化名人韓愈、李邕等通過為人撰寫碑文便可拿到巨額稿費。尤其是韓愈，他最擅長寫墓志、碑文，高的話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黃）金數斤”，時人曾譏之為“諛墓金”。看來，為了拿到潤筆，韓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諛奉承之詞。其實，“諛墓受金”韓愈并非第一人，這一詞最早使用在東漢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見，潤筆早在漢代即已存在。

盡管潤筆在中國出現時間較早，但一直到宋代才成為一種定制，出現類似于現代稿費制的“潤筆制”。這一定制首先從宮廷開始，即便公務員寫作文書，都有相應的潤筆。

當然，所得潤筆不一定就是現金，有的可能是實物。據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譚》，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宋高宗趙構一次給王公倫“潤筆萬緡，賜硯尤奇”，只因他為趙構所寵后宮劉婉儀草擬的進位貴妃詔書“有典誥體”。

潤筆制流行后，在古代玩自媒體就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到明清時，寫稿取酬方式已與現代差別不大，并成為文人收入的重要來源。據清宋起鳳《稗說》，明后期文人陳繼儒便靠稿費成為一方富翁。

明清玩自媒體“寫軟文”

“寫軟文”被一些現代媒體人視為一種心照不宣的創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開始玩這一套了，到明清時手法已頗老到。

所謂“軟文”，就是根據對方需要而創作、發布的形象宣傳、廣告、美言性質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軟文”，大概是出自漢代才子司馬相如之手的《長門賦》。司馬相如本人也沒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實交代：“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

這序所寫的大概意思是，漢武帝劉徹的陳皇后失寵，被貶入長門宮。聽說司馬相如文章寫得好，便用一百斤黃金，請司馬相如為她作辭賦一篇，司馬相如答應了，這就是著名的《長門賦》。劉徹看到《長門賦》后醒悟過來，陳皇后重新受寵。這即是后世文人津津樂道的“千金買賦”故事。有學者認為，陳皇后的“黃金百斤”是中國最早一筆潤筆費。

明清時，“寫軟文”者越發多了起來，有的人還有意揣摩對方的心思，主動尋找金主，作文示之，不愁搞不到錢。

古代自媒體“創收”五花八門

古代文人創收的花樣還有很多。除了傳統的打賞、稿費，還可以直接“賣文”、代人“捉刀”、“賣版權”，等等。

賣文，屬于中國古代文人常規謀生手段。由于文學消費市場的形成，在唐代時賣文已很活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是靠賣詩文發財的。據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勃屬文綺麗，諸者甚多，金帛盈積”。王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完全是靠一支筆吃飯，被視為中國古代賣文為生第一人。此外，南宋時還出現了賣文明碼標價的現象。據宋人胡仔《漁隱叢話》，有個叫仇萬頃的南宋文人，便曾“嘗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

到明清時，文學消費不只是上層人士的習慣，連普通人都會買文，隨之出現了一批“職業賣文者”，這些人可以視為中國古代真正的自媒體人。明代文人屠隆，就是“賣文為活”的代表人物之一。《明史·屠隆傳》記載，屠隆“縱情詩酒，好賓客，賣文為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

在清代，不少文人退休以后，也往往賣文創收。清代學者包世臣，晚年回到南京后，便“裹足不出城闉，惟以賣文字自給”。

替人寫詩文，即所謂“代人捉刀”，收受饋金，在清代更不少見，這實乃賣文的另類方式。有的土豪為裝點門面，甚至常年雇捉刀人在家。由于有錢可賺，當時一些文化名人也甘當“捉刀人”。

明清時出版市場已很繁榮，版權意識形成，小說、話本一類的通俗作品廣受讀者青睞，書商出現。許多文人干脆做起專業作家，以出售書稿版權為生。據《清代軼聞》，清代學者王士楨便曾想以三千金買下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書稿，出版發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詩文買賣活躍，收入不薄，明清時靠抄襲、攢稿、盜版獲利已成一害，就如當下不少無良自媒體人一樣。

原文來自《百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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