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會死多少人？

戰場總充斥人們最殘酷的想象，但現實中，打仗會死多少人呢？傷亡率又與哪些因素密切相關？

尸山血海，無人生還，往往是人們對戰場的想象，尤其是對僅僅靠影視、詩詞了解戰爭的普通民眾。中國人尤為如此，曾經的人民戰爭讓人印象極深，無人生還的慘狀屢屢出現在教科書上。

許多知名戰例就是因為傷亡超乎尋常被記錄，而更多的戰斗傷亡率并不高。從中國軍隊近年的戰役就可以看出。

戰爭是死亡的事業，但死神降臨的頻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唐詩稱：“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而海灣戰爭盟軍死亡不足400人。古代戰場都是無人生還嗎？現代戰爭都極少傷亡？哪些因素影響了死神的光顧？

首先，要從冷兵器戰爭講起。

17世紀前的戰爭

似乎冷兵器時代的戰爭都十分殘忍，傷亡比例也更大。但這種印象并不可靠，首先，傷亡統計就很少準確。

最常見的是夸大參戰人數。《戰國策》中動輒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斬敵數萬，常超過一國青壯年人口總數。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軍，從技術角度幾乎無法實現。

西方的記錄同樣存在問題。公元前216年，漢尼拔進攻羅馬，發動坎尼戰役，史書記載8萬羅馬人“全軍覆沒”，但考古證明這種說法并不可靠——不少被“殲滅”的士兵實際是逃跑，一些人14年后又跟隨西庇阿，在扎馬會戰中完成對基太伽人的復仇。

即使是戰場傷亡，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交戰造成。古典時期，交戰以方陣為單位，接敵面有限，縱深的士兵甚至得不到交戰的機會。戰敗一方隊形很快崩潰，20%左右的死亡由踩踏造成。

此外，軍隊常常躲避作戰。1677年一位將軍回憶道：我們像狐貍一樣謹慎作戰，可能要在二十次圍城之后才來一次戰斗。”許多部隊在視力可見的范圍內對峙，互不進攻，一旦天氣轉冷，雙方便有了體面的借口而拔寨回營。路易十五時期的法國大元帥薩克斯甚至說：“在近距離射程內交火死亡的，我總共見到甚至不到4個人。”

有意思的是，軍隊妥協的傳統早已有之，他們有時會人為消除不對稱因素，來一場公平的戰斗。

公元前2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戰爭后，羅馬人對漢拔尼戰象非常恐懼，曾和基太迦人約定，以后的戰爭中不動用大象。1139年，教皇曾親自通諭，禁止基督教國家之間使用十字弓（弩）作戰，原因是這種不人道的武器帶來過大的傷亡，但與異教徒的戰爭不在此禁令之列。

真正造成大量傷亡，往往是由于戰術落后于武器的發展。一旦戰術與武器系統合拍，傷亡便大幅度減少。

火器大規模運用后的17-18世紀，各國都發展了匹配的戰術，戰場相對溫和。1692年，以慘烈著稱的斯蒂寇克戰役，恰逢火繩槍時代的尾聲，戰術臻于成熟，雖然雙方投入兵力達到15萬，但陣亡只有8000人。僅僅幾年后，燧發槍出現了，一系列戰役中近半數傷亡才變得常見。

武器，讓戰爭更溫和？

17世紀以后，武器隨著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矛盾的是，武器殺傷力雖然大幅增加，但有時卻極大降低了戰場死亡率。

毒氣戰就是典型，它廣泛運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后世聞風色變。實際上，它的死亡率只有2%。但是，毒氣戰的震懾效果明顯，如果換成槍炮，只有把戰場變成血肉磨坊才能相比。所以軍事史學家富勒稱之為“最有效而又人道的武器”。

美國南北戰爭中，每年平均1000士兵死亡21.3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每1000士兵死亡降為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9人，1973年十月戰爭期間，師級部隊的戰斗日傷亡率平均在2%左右。

20世紀90年代之后，傷亡率的下降更為明顯。海灣戰爭中，聯軍以不到400人的傷亡完勝，極大震撼了人們的軍事觀念。此后西方發動的數次戰爭，無不多方配合，精準打擊，極快地完成戰斗，傷亡比非常低。

這種現象背后，是戰爭觀念的重要變化。冷兵器時代，一場戰役往往代表一場戰爭，殺傷敵人的多寡是勝利的重要標準。而現代戰爭更注重對局勢的把控，對打擊對象區分更細，在技術的幫助下，實現戰略目標十分迅速。

具體戰場中，軍隊合成化程度的提高，也大幅減少了傷亡。南北戰爭時期，軍隊中80%是步兵，隨著武器系統變得復雜，普通步兵比例越來越小。即使有大步兵傳統的中國軍隊，21世紀后步兵連數量也不到2000個。

合成戰術單位可承受的傷亡率很低。二戰中巴頓率領的美國第3集團軍在歐洲的經驗表明，師級作戰單位，20%的傷亡即失去進攻能力，只有從別處補齊兵種，或者撤退、投降。

同時，人員密集度不斷下降，讓傷亡人數銳減。著名軍史專家杜普伊曾做過統計，雖然對大規模軍事編隊的殺傷力提高到原來的2000倍，但現實中士兵分散率提高了4000倍，遠遠超過了武器進步的范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機槍和鐵絲網的出現，極大增加了步兵的傷亡。此后，合成單位和分散作戰變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極少有人能用密集人力對抗工業力量。

但還是有人嘗試，雖然并非本意。黃仁宇回憶錄中，形容抗戰時期國軍“攻則蜂擁蟻附，退則鳥奔獸散”，極易被打擊。抗美援朝戰場上，無數座上甘嶺，步兵的血肉之軀獲得慘勝，代價是總減員率51.5%。

某些場合下，武器進步仍然增加了死亡率，那就是游擊戰爭、平民武裝沖突。這些戰斗的目標就是打擊有生力量，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滲透到每個角落，發揮了技術殘暴血腥的一面。這種戰斗的惡果大多由平民吞下，令人心悸。

醫療的贈禮

醫療雖然不能改變傷亡數，但能極大降低傷亡比。

早期的戰場，是民間古怪療法的試驗場。極少有專業的軍醫，通常被與祭司、方士混為一談，往往只會救助靈魂，但傷員的肉身已先走一步。并且冷兵器交戰中，受傷倒地的士兵很快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一時期陣亡者遠多于傷者，軍醫和救治機構聊勝于無。

火器傷出現后，軍醫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適應這一改變。他們將并發癥的傷口歸咎于火藥中毒。救治原則也是南轅北轍，1517年德國出版的《醫師野戰簡書》主張縫合前用熱大麻油澆注傷口。法國軍醫毫不示弱，建議人為擴大創口，讓膿液自由流出。

一部分醫生嘗試給失血的傷員輸血。1818年一名叫布倫德爾的醫生做過一次嘗試，傷員在幾小時內就死亡。普法戰爭中，傷亡慘重的普魯士人給一批傷員輸血，在對血型知識一無所知的19世紀初，結果自然是悲劇。

二戰期間，由于一系列救治原則的確立，即使像中國這樣的前現代國家，傷員平均歸隊率也可達到50%。衛國戰爭初期，蘇軍的為76%，德軍的可以達到80%以上。

幾百年來，對于四肢受傷的傷員，截肢都是野戰醫療的首選。這一時期，醫生的工作與木匠類似。一名叫拉雷的法國軍醫，在波羅廷戰役中揮汗如雨，一天做了200例手術，鋸掉的手臂和小腿在帳篷里堆成小山。

在沒有麻醉劑的時代，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酷刑，不少傷員寧可死去也不愿承受劇痛。路易十四曾說“士兵們害怕外科醫生的手術刀，更甚于敵人的炮火”。

熟練的“手藝人”是軍隊寶貴的財富，1820年代，法國人詹姆斯·賽姆可以在一分半鐘內剝離肌腱、骨頭，將一條腿卸下來，大大縮短傷員的痛苦時間，他因此絕技成為法國首席野戰醫生。

但是，截肢只是救治的第一步，壞疽病和其他感染仍然致命。在沒有認識消毒重要性之前，救治基本上聽天由命。普法戰爭13200名截肢者中，將近1萬名最終感染死亡。

比戰斗傷亡更可怕的是疾病。1870年以前，軍隊中死于疾病的人遠遠高于陣亡者，拿破侖進行的歷次戰爭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8:1。美國內戰中，往往一個團從開拔到加入戰斗前，已經減員一半。一戰末期，新生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傷寒導致數十萬軍人死亡，其時恰逢外國武裝干涉，偉大導師列寧憂心忡忡地評論道：“如果社會主義無法戰勝這一疾病，它將反過來戰勝社會主義。”

醫療的進步最終改善了傷亡情況，尤其是抗生素的誕生，與戰場階梯治療體系的普及。二戰開始，傷亡比例便穩定在3：1～4：1，在其后的幾十年都沒有大的變化。最發達的美國，越南戰場上的傷亡比例達到7:1，到了反恐戰爭，這一數字上升到10：1。

戰爭固然可怕，但謝天謝地，不管哪一時期，大多數人還是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