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頓：密集的摩天大樓為何不擁擠？

長安街這樣的超寬馬路被許多人認為是只適合乘車檢閱市容、但反人性的設計——行人不但很難走到馬路對面，而且整條街上沒有一處可供停留、駐足、休息的地方。但中國城市新建街道全都在向長安街看齊。中國的摩天樓也具備同樣特色，它適合遠觀，作為城市名片。對路過的行人沒有任何友好。

如果把中國的摩天大樓像紐約曼哈頓那樣密集地擺在一起，或許會是這樣的情形：狹窄的街道會變成令人絕望的、看不到絲毫陽光的停車場，至于行人，要么在車縫中擠進擠出，或者干脆只能全都在地下行走——曼哈頓的行人密度比中國大都市高得多。

但是，曼哈頓街道卻經常能有陽光照射——退臺式高層建筑保證了陽光的照射路徑，街道對行人也非常友好，摩天大樓紛紛將寶貴的底層鏤空，作為行人行走、休憩的公共空間，狹窄的街道事實上被拓寬了。

紐約的這一特征，甚至能從航空照片中一眼辨認出來——曼哈頓城區林立的高樓大都是竹筍般的退臺式高樓。

是什么原因，讓陽光從高樓的狹縫中打在紐約的街道上，讓開發商奢侈的放棄建筑底層，“好心”考慮行人需求？

很難一句話講清楚原因。紐約政府、開發商、建筑設計師多者互動，歷經一個世紀，才完成了這樣友善、克制、溫柔的建筑風格。

遮天蔽日的曼哈頓

20世紀初，紐約市迅猛發展，地產商紛紛投資曼哈頓，諸多摩天大樓拔地而起。

火熱的地段自然價格不菲，地產商出于經濟考慮，對建筑師提出了在當時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要求——建造高度更高，面積最大的摩天大樓。

審美角度來說，這是一場災難——曼哈頓城市用地被臃腫、龐大的建筑體塊占滿，狹窄的街道空間終年不見陽光，陰暗、逼仄，空氣非常渾濁，城市環境日漸惡化。

著名的丑陋項目恒生大樓（Equitable Building,1912-1915），就是當時建筑風格的代表之一。其容積率驚人，體量巨大，不僅阻擋了周邊地塊建筑的采光和通風，1.3萬人的容量對交通、服務都帶來不小的壓力。冬季，恒生大樓形成面積高達2.6公頃的陰影，相當于自身面積的6倍，直接造成周邊地塊辦公樓出租率下降。

紐約市敏銳的意識到這種問題。1916年，紐約出臺了區劃法案（1916 Zoning Resolution），旨在遏制這樣貪婪攫取空間的趨勢。

區劃法案中，明確規定了出地塊中建筑高度和體量的標準——地產開發者可以在一定的高度限制范圍內，在用地上保持100%的建筑密度；超過這一高度，則應讓出臨街一側的空間；高度如果更高，則繼續讓出面積。只有建筑體量出讓到一定程度，即主樓的平面面積少于用地面積的25%時，才不必繼續后退。

這部分改善了曼哈頓的街道環境，此后的建筑形體也變得稍微克制、美觀起來——從平頂、方盒子形狀，向山坡般跌落式轉變。

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等就是退臺式建筑的典型代表。這種建筑形態，被人們戲稱為“婚禮蛋糕”或“巴比倫金字塔”。

區劃法案頒布后的近40年中，紐約新建成的摩天大樓無一不層層后退。街道上因此保留了一些陽光。相比之下，紐約的早期法案有效的緩解了城市高樓病。

如果一直如此，帝國大廈們就應該占領曼哈頓了，相似的退臺式建筑會成為紐約統一的建筑風格，紐約的立法者們應該感到欣慰。

直到1952年，一名非常有創造性的建筑師用全新的方案，巧妙地糅合法案要求、建筑美感、商業需要于一身，引領了20世紀中期曼哈頓的建筑時尚。

這就是利華大廈。

兩座大廈和它倡導的風格

一開始，利華公司就向建筑師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提出了公益要求：給社區、行人盡可能提供便利。

邦沙夫特（Gordon Bunshaft）仔細研究了1916年的區劃法案，很快就在“面積小于用地25%時不再要求退臺”的規定找到突破。他新設計的方案，將占整個用地25%面積的長條作主體平面，于是解放了“后退法則”限定的帝國大廈式建筑形體。

純凈簡潔的規整長方體，在當時公園大道滿目的“婚禮蛋糕”中獨樹一幟。

此外，與各地產商搶占街角、爭奪面積的常規做法不同，利華大廈將裙房底層的街角空間讓出，在其中布置座椅、植物等，任由行人穿越開放的庭院。

這樣的貼心、便利前所未有。人們甚至能無需付出任何代價，在此避雨、休憩、娛樂。庭院的設計一直延伸到建筑的門廳，極大地加強了建筑內外空間的融合與聯系，也使得這處環境宜人的庭院成為街道空間、室內辦公空間的緩沖和過渡。

當然，利華大廈更廣為人知的建筑貢獻，是世界上第一座玻璃幕墻高層建筑。總之，這種謙遜、友善、漂亮的作品影響深遠，柏林的歐羅巴中心等后來建筑就是仿效利華大廈。

曼哈頓的公園大道（Park Avenue）注定要引領當時的建筑風潮。利華大廈對街的西格拉姆大廈，很快也突破了退臺式建筑風格，甚至某種程度上更加漂亮。

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被公認為功能主義審美與現代主義風格的絕佳典范。它建成于1958年，高516英尺（157.3米），共38層。

為了不采用千篇一律的退臺形式，其設計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與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將西格拉姆大廈沿公園大道的一側整體后退，并在退讓出的用地上設計了城市公共廣場，廣場南、北兩側安排兩個長方形水池，水池周圍設置大理石座椅，每當夏季，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噴泉水池的旁邊，成為城市中生機盎然的一角，這個廣場自然成為廣受歡迎的集會區域。

同時，設計師在立面語言上采用了密斯經典處理方式，與隔街的“球拍與網球”俱樂部（意大利復興式立面）形成了良好的對話關系——就是說，不僅單獨考慮到自身的設計美感，還充分尊重、利用社區的既成建筑風格，在元素設計上與隔街的建筑良好互動。

因此，西格拉姆大廈與利華大廈一并成為幾十年來紐約市摩天大樓建設的榜樣，為后來的建筑師提供了方向。

不過，建筑師們的創新很快又得到了一個熟悉力量的重視——紐約市政府。由一種建筑風潮，很快變為激勵性的法案。

新常態的穩定

1961年，作為對建筑師創造力的回應，紐約市頒布了相關法案：如果開發商采用此類為城市退讓公共空間的設計方案進，他們將因此而得到一定的獎勵（獎勵內容為允許加建20%的建筑面積）。

開發商怎么會討厭這種法案呢？于是，曼哈頓的城市空間越來越多元、舒適。但是，法案僅僅規定了對退讓的獎勵，極少有人專注經營這片退讓的空間，直到花旗銀行大廈（Citigroup Center）接過了建筑創新的傳遞棒。

與利華大廈、西格拉姆大廈異曲同工，花旗銀行大廈也在設計上為城市空間費勁了心思，它更加慷慨——將本可以作為寶貴辦公空間的近10層底部樓層都舍去，僅保留中央的方形核心筒和位于四個方向上的結構支撐柱。

雖然這種結構處理方式給當時的建造提出巨大挑戰，它的效果卻非常出色——仿佛在水泥森林中挖出了一片休憩的洞穴。更進一步的是，花旗銀行塔樓架空的西側，建成了一個下沉廣場，伴有疊水景觀和綠化，成為列克星敦大道（Lexington Ave）與53街路口上宜人的一角。

同時，用地西北角為一座教堂，恰位于高舉的塔樓下方。商場的裙房建筑形態也與架空的塔樓底部巧妙結合，以退臺形式自西向東層層遞進，退臺上的屋頂綠化，為廣場、教堂、零售店、寫字樓門廳及地鐵出入口的綜合化城市空間爭取了更多陽光與生機。

紐約建筑評論家保羅·高德伯格曾高度評價花旗大廈：“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紐約最重要的建筑就是花旗銀行大廈，不僅由于它讓人過目不忘的外形，更是因為它根本地與城市的結合。”花旗銀行大廈的設計者休·斯塔賓斯（Hugh Stubbins, Jr）也因此被譽為“地標建筑師”。

不過，這種創新的背后，其實還有著法案修改的影響。1961年，紐約市頒布的獎勵退讓公共空間設計法案，未明確公共空間的經營方，不少摩天大樓只是簡單地鋪上地磚，最多再添加一件或幾件雕塑，所謂的“廣場”也不過只是放大了的城市人行道，只能與冰冷的建筑界面機械地拼接，效果大打折扣。

紐約市政府1976年時意識到了這點，調整了原法案，要求退讓的公共場所由遵守配套規范的開發商經營、配置，如樹木綠化、公用電話亭、休閑座椅等。

法案的調整令后來建造的大樓（包括1976年的花旗銀行大廈）注意打造其出讓的空間，一批生機勃勃的街頭休閑場所于是誕生。

這是紐約曼哈頓摩天大樓密集，卻令行人異常舒適的原因。它像是多方互動的一次驚喜，充滿了不確定性，事實上，極少有城市能有幸擁有這樣出色的建筑師、市政規劃者、開發商們。因此，這樣的城市景觀極難復制。

（作者：史倫）

發表于 2015-02-06 00:00
閱讀 ( 1278 )
分類：其他類型

曼哈頓：密集的摩天大樓為何不擁擠？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相關問題

0 條評論

作家榜 ?

推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