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的審計報告

我們精選了一下網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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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來算一筆賬，關于“一份審計報告值幾個錢”、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服務能不能掙錢”的賬。

一份審計報告的收費高不高，首要當然取決于評價者的屁股坐在哪一頭，企業永遠覺得太貴，會計師永遠覺得太廉價（至于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為什么只關心審計費高低、不關心審計報告的質量，后面會再說到）。而會計師行業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領域，絕少有公開信息可以拿來對照，我們只能用一些略微曲折的辦法來衡量一下。會計師行業是典型的“人合行業”（與此對應的則是“資合行業”），人力是會計師事務所最主要的經營資本，人力支出也是會計師行業最主要的成本開支。按照中注協公布的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平均薪酬支出比例，人力成本平均約占事務所收入的38%左右（2014年度的數據）。

按照美國會計師協會在2012年的一份統計報告，美國市場上會計師事務所的成本結構中，人力薪酬則要占到42%。

而國內事務所中各級別人員的平均收入水平則是下表中所列的情況（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張表中合伙人薪酬都是不包括分紅的，僅僅是指固定的薪水，因此并不反應合伙人的實際報酬水平）。

根據上述平均薪酬水平，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模擬計算：

一家年營業額和資產規模為3000萬元的中等規模企業，賬務復雜度和財務規范度也算不高不低的中等水平。對它執行一次常規的年度審計，如果遵照審計準則執行標準審計程序，這樣一個審計項目需要配備至少三個人的團隊，現場工作最少需要三天左右，后續的工作底稿整理和報告編制需要兩天，合計就是一周。按上表中“其他人員”的平均薪酬計算，人均月薪5千，三人團隊一周的薪酬成本大約是3750元。此外，項目經理花一天復核底稿和報告，項目合伙人花半天復核底稿和報告，這部分算它1000元的成本，那么整個項目合計成本是4750。

然而和眾多企業一樣，事務所的實際用人成本也并非僅僅是每個人到手的工資，還有社保福利等支出。簡單估算，實際用人成本至少是賬面工資的1.4倍至1.5倍，因此實際該審計項目所花費的人力成本是7000左右。

這還不算完，會計師行業傳統上是有明顯的淡季和旺季區分，往往是旺季時大家累死累活、人手永遠不夠用，淡季時在辦公室閑著（idle）的、請假的、考試的各色各樣，且越是小型的事務所越是呈現明顯的季節性業務波動。因此在旺季時承接的審計業務收費必須同時分攤一部分淡季時的人力開支。會計師行業有“人員利用率”（utilization）這個指標，指一名員工全年中真正服務于工作項目上的時間占比，一般而言一家事務所平均能做到7成到8成就算是不錯的成績了。那么照此計算，在考慮人員利用率后實際的項目人力成本將在9000左右。（而且這個數字還沒有將事務所合伙人的分紅考慮進去，因此還是偏低的 —— 很簡單的道理，如同資本在不同利潤率行業間的流動一樣，如果事務所合伙人得不到期望的報酬、或者還比不上他去企業里任職的收入高，那么這家事務所也是開不下去的。）

好了，用這個人力成本除以前表中薪酬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則這個審計項目理論上的收費應當在2.4萬元左右。這個收費標準高嗎？如果給四大看，四大會直接把它排除在自己的客戶名單外，除非客戶愿意將審計費提高數倍；給內資百強所看，視乎不同地區的成員所，裁量標準有所不同，有的可能愿意接、有的不愿意、有的要考慮當時人員富裕程度和其他項目的收費狀況。但在此之外，全中國有7300多家會計師事務所，剩下來的7200多家中能達到這個收費標準的有多少呢？

我很明確地說，不到5%。也就是說95%以上的事務所對于這樣一個案子根本收不到2.4萬元的審計費。舉例來說，以上海市注協2006年發布、一直沿用至今的一份《注冊會計師行業競價底限》為例，其中規定對資產規模200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的企業，審計服務收費不得低于1萬元。—— 只有上面我們推算出來的理論收費的40%。這個原本只是用來限制低價競爭的指導意見，卻成為了大量中小事務所的收費定價標準，卡著這條底限來定價攬客。而即使這樣一條低得不能再低的可憐底限，也不斷被挑戰和擊穿。各地注協每年發布的行業公開譴責中，總少不了因為業務收費低于行業競價底限而受到譴責的例子。

造成這種低價競爭局面的原因以前我也談到過，根源就是審計業務在很多情況下并非企業的自發性需求，而是受制于外部規范的強制要求、不得不付出的一種成本。這并非因為審計服務沒有價值，而是因為國內大量企業沒有認識到這種服務價值，更因為國內并不理想的商業環境不支持他們去認識和接納這種服務的價值。

對于事務所而言。收費遠低于成本、又要維持經營下去，那么無非兩種辦法：一是盡力壓榨事務所員工的人力，然而這對成本的削減終究是有限的，基層從業者的日子已經夠苦了，還有多少余地可以被壓榨；二是拋棄會計師的職業道德，無視審計準則的要求，做一顆只知道簽字蓋章收錢的蘿卜章，然后不知道哪天東窗事發被吊銷執照。對國內大部分會計師事務所來說，審計真的是一門不怎么能掙錢的生意。

那么這些成千上萬的中小事務所、和他們的從業人員怎么辦呢？在審計業務利潤率難以提高的大環境下，如同我在這個專欄的第一篇文章末尾所做的結論，方向上來說總不過是三種道路：或是拼命擴張做大規模，希望用業務總量來攤薄一部分固定成本、提高抗風險能力（至于指望做大以后提高議價能力的 —— 還是不要妄想了，哪怕你把全中國的審計服務都壟斷了，在甲方面前也是個渣）；或是以審計服務為引子，挖掘企業更愿意花錢的其他財務服務類型，走某個方向的專一化路線；或是就像現在一樣，在溫飽線上隨波逐流，然后等著被哪家大型所吞并掉，或者經營不下去解散掉。

這也是我在下一場知乎Live里，想和大家聊一聊“會計師如何提供審計以外的咨詢服務”這一話題的動因。

相關Live鏈接：

a href="https://www.zhihu.com/lives/798178479534407680">「審計之外：會計師的多元化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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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審計報告需要1些甚么資料？？

我們精選了一下網友答案：

您問做審計報告需要1些甚么資料？答：1、首先把審計工作底稿準備好；2、審計進程中需要寫進報告的內容所觸及的政策、法規的相干文件；3、審計組對本次審計的意見；4、審計工作計劃；5、被審計單位的出具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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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全部 審計報告的大致結構：正文（關于本次審計事項的簡要闡述）、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附注、資質證書（審計機構的相關證件及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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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局PPP】江蘇地方債的分析報告：融資平臺購地現象更普遍

我們精選了一下網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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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意志銀行張智威（識局智庫微信公共賬號zhijuzk)

作者介紹：德意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及股票策略主管張智威。本文節選自1月5日德意志銀行發表的研究報告。感謝周偉和施娛為報告作出的貢獻。本文版權屬于前者。

正文：

伴隨著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下滑，中國將面臨1981年以來最嚴重的財政風險。土地出讓金收入2013年占地方和全國政府總收入的35％和23％。地方政府收入今年或將下降2％，成為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的首次下降。財政收入下降幅度在2015年上半年可能更為明顯。

財政風險是2015年中國經濟將要面對的首要風險，而這一點尚未被市場充分認識。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政府總收入的35％，但土地招拍掛交易額在2014年下降了37％。由于土地出讓金的實際支付通常要滯后兩個季度，對財政收入的負面影響將在2015年進一步顯現。

通過分析4個省、53個市的17086筆土地交易數據我們發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正在成為土地市場上非常重要的買家。2014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了江蘇省出讓土地總價的44％、浙江省的28％、湖北省的28％，以及云南省的28％。尤其在那些經濟較不發達、人口出現凈流出的城市，該情況更為明顯。與此同時，融資平臺的杠桿率和財務壓力卻不斷提高。因此，在未來幾年里土地出讓金收入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或將出現結構性放緩。

我們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來研究在市一級政府層面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的可持續性問題及其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影響。我們選擇了江蘇省的常州市作為樣本。常州是一個典型的房地產供給過剩的城市。過去幾年，媒體一直稱其新區為“鬼城”。（注：識局君對此說法持保留意見）

但與此同時，常州的GDP增長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即使在2014年房地產投資增長降至接近于零時，當地政府仍設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比增長31％，以抵消房地產減速的影響。因此，常州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研究增長可持續性問題的案例。

理解了在市一級政府層面土地出讓金如何影響經濟表現，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2015年經濟中的潛在風險。

常州樣本

常州市位于江蘇省中南部，距上海185公里，人口470萬，20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2994元。在全國所有城市中，常州按人口排名第35位、按GDP排名第83位。常州的發展歷程代表了許多其他城市正在經歷的增長模式。在江蘇省，常州并不算最發達的城市。近年來常州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同時，伴隨著工業化趨勢，一些公司將業務搬遷至常州以利用較低的人工成本。

1. 隨著土地出讓金的下降，常州市2015年的財政收入將銳減。

   
   

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常州市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們的土地拍賣交易數據庫包括了從2008年1月到2014年10月常州所有的3070筆土地交易。加總數據顯示，常州的土地拍賣交易金額從2008年的54億元猛增到2012年的494億元，相當于當年地方政府財政預算收入（379億元）的1.3倍。

然而，2014年，土地拍賣交易金額降至330億元，同比下降30％，降幅前所未見。該數字是土地招拍掛交易的金額，而不是出讓金實際支付的金額。

2.融資平臺延緩了土地市場調整的時點，但會加劇后繼財政風險。

關于常州房地產市場的一個謎題是，在供給過剩的問題有待解決之時，房地產建設投資和土地拍賣成交金額在2013年仍然繼續快速增長，并推動常州的GDP增長保持在10％以上。如果房屋建造后無法出售，為什么還會有人繼續購買土地呢？

答案是，私人開發商和企業自2011年以來已大幅削減土地購買量，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已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土地買家。我們的數據庫分析了2008年以來在常州購地的2180個買家。2008-2010年間融資平臺只占20％的土地拍賣成交金額，但是其份額在2013和2014年急劇上升到70％。與此同時，房地產開發商在常州土地市場的購買份額從曾經的35％以上降至2013年的11％和2014年的2.3％ 。

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的崛起受到兩個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工業化的放緩和城市化以及房地產投資的過度擴張。在過去的十年中，常州經歷了快速城市 化的階段。城市面積從2008年的121平方公里增加至2013年的17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從2008年的270萬上升到2013年的320萬。與此同時，土地市場的買家結構今年來也發生了巨大改變。

2008年，工商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基地購買了常州市三分之一的土地供給。2009-2010年，房地產行業進入繁榮時期，多家國家級房地產巨頭進入常州。2010年，保利地產、金地集團和龍湖地產總計購得價值45億元的住宅用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塊都是溢價成交，溢價率分別為120％、115％和50％。如此高的溢價此后常州土地市場極為鮮見。

2011年以來，趨勢發生變化。房地產庫存大幅上升。出于對房地產泡沫的擔憂，大型開發商迅速退出。兩年后，由于現金流緊張和庫存增加，當地規模較小的開發商也從市場逐漸退出了。

融資平臺成為了土地市場的主要買家。在過去的四年中，常州有14筆土地交易單價超過10億元，其中只有一筆是被開發商購買，另外13筆都是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有趣的是，開發商購買時土地有23％的溢價，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時都是零溢價。過去七年里，常州土地市場上排名前三的買家都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即常州市城市建設集團有限公司（136億元）、常州市晉陵投資建設有限公司（71億元）和常州市交通產業集團有限公司（59億元）。其中約88％的土地規劃用途都是商用。

如果沒有融資平臺的參與，過去的幾年里常州的房地產和土地市場或已經歷了嚴峻的調整。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買地行為雖然延后了市場的調整，但卻加劇了供應過剩的問題，特別是在“新城”地區。

3.“后新城效應”開始顯現。

常州城市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個是中心區，是常州歷來的城市范圍（鐘樓、天寧和戚墅堰）；另一個是新的城市外圍地區，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從農村轉變為城市。新城區包括兩個新的經濟區（新北和武進）以及兩個縣級市（金壇、溧陽）。

這四個周邊地區經歷了“造新城”運動。在新北區和武進區，土地拍賣成交金額分別于2010年和2011年觸及歷史高點，當地政府在這些地區大力發展新工業園區。在接下來的2012年和2013年，縣級市迅速跟上。例如金壇在2013年賣出了價值127億元的土地，占到當年常州土地出讓金收入總額的32.4％。在這127億元中，93.4％來自于金壇縣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2010年到2013年，這四個新的城市外圍地區（新北、武進、金壇、溧陽）分別占常州土地出讓金收入的82％、93％、70％和83％。

到了2014年，“造新城”運動已經放緩。隨著這些新城區的投資熱潮漸退，2014年四個周邊地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市總量的比例僅為45％。經濟基本面顯然不足以支持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常州的出口增長率已經從2008年－2010年的20％以上放緩到2013年的2％。過去十年中的人口流入也在2013年變成了人口流出。急劇降溫的土地市場宣告了常州“造新城”運動的結束。

4.融資平臺的財務狀況惡化。

常州有15個地方融資平臺發行了債券。2014年上半年，常州最大的五個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規模是2650億元，占全部樣本的63％。常州市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呈現出財務質量的明顯下降。自2012年以來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體現了如下趨勢：總資產規模的擴張和杠桿率的上升、集團公司內外的交叉擔保、應收賬款的積累、可用于利息支付的現金流狀況惡化。

盡管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融資平臺和相關的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規模自2010年以來一直在快速增長。在常州，15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從2008年的1280億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末的423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24.2％。與此同時，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與常州當地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8年的56.5％上升到2013年的93.5％。

常州15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總額從2008年底的660億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的269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29％。融資平臺債務總額與常州當地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8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58％。同期中，融資平臺債務與地方政府預算收入之比從2008年的3.6倍上升到2013年的6.2倍。

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杠桿比率穩步增加，從2011年的57％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64％，這表明近年來融資平臺的資產增長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借貸以及土地資產注入等支撐。

融資平臺能夠持續通過外部借款（獲取銀行貸款或者發行債券）來提高杠桿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一個相互交織的擔保網絡。根據常州五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年度審計報告中的數據，其對內和對外擔保的總額相當于凈資產總額的比例在2012年已經超過了100％，并在2013年繼續增加。我們具體查看了每個平臺公司在2013年底的擔保情況，其中25％提供給了它們的子公司，63％給了其他融資平臺，10％給了其他國有企業，剩下的是給其他公司。

我們分析了常州融資平臺財務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發現后者的規模大約是前者的10倍。通過查看和比較常州主要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附注，我們發現“其他應收款”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各種對應于政府部門或其他相關實體的應收款，例如城建項目資金或各種資金往來。

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其他應收款總量在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間幾乎翻了兩番，其中2013年出現了大幅躍升、金額幾乎翻倍。2014年上半年，其他應收款總量約占總資產的30％。更令人擔憂的是，其他應收款余額的平均期限在增加。常州五個最大的融資平臺的數據顯示，三年以上的其他應收款占總額的比例從2008年的不到5％增加到2013年的20％。這反映了常州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近年來有所削弱。

常州地方融資平臺財務壓力的另一個標志是總資產回報率（ROA）較低，該比率逐漸從2008年的2.0％以上，降到2014年上半年的低于0.5％。這一趨勢與前述應收賬款的問題結合起來看，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面臨的現金流壓力非常高也就不足為奇了。營業利潤與財務費用的比例自2010年以來一直位于1倍以下，這意味著即使應收款和應付款不變，融資平臺的主營業務仍然無法賺取足夠的利潤來覆蓋其財務支出（根據常州兩個最大的融資平臺在2012年和2013年的數據，利息支付通常相當于財務費用的120％）。

江蘇警示

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樣本擴大到江蘇省所有的城市，以確定常州的情況在其他城市是否適用。在中國27個省份中（不包括直轄市）江蘇按人口排名第五，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第一。在經濟總量方面，它是中國第二大省，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5.916萬億元，占2013年全國GDP的10％，僅次于廣東。

江蘇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研究對象。雖然總體上它是一個相對發達的省份，但其北部地區欠發達城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與內陸省份相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一些工業企業將其生產基地從昂貴的城市（如蘇州）搬遷到更便宜的城市（如常州）。許多內陸城市也經歷了類似常州的轉變。

1. 各城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減少。

   
   

2008年江蘇的土地招拍掛成交總金額是760億元，相當于省GDP的2.5％，財政預算收入的28％。經過平均每年50％的復合增長，到2013年成交金額達到了5850億元，相當于GDP的10％和財政預算收入的89％。然而在2014年，土地市場明顯降溫，土地招拍掛交易金額降至3460億元，比2013年幾乎減少了一半。

全省13個地級市中有12個出現了土地招拍掛金額的大幅下降。在這12個城市中，賣地成交金額下降的幅度從23％（南京）到67％（鹽城）不等，而中位數是44％（蘇州、鎮江）。如果我們計算2014年土地成交收入下降占2013年財政預算收入之比，那么各城市下降的幅度從117％（宿遷）到20％（無錫）不等。同樣，此處我們采用的是土地招拍掛金額而非實際已經支付給政府的出讓金總額，后者可能在2015年出現比2014年更大幅度的下降。

2.在相對欠發達城市，融資平臺購地的現象更普遍。

我們逐個察看了從2008年到2014年10月發生的14336筆土地交易，并對這些交易背后的8540個買家進行分類。這個微觀樣本覆蓋了江蘇省過去七年中90％以上的土地成交總額。

與常州的情況不同，在省一級的數據中，土地市場買家的構成結構近年來一直較為穩定。2014年，43％的購買金額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37％來自開發商、15％；來自其他企業、3％來自其他地方政府實體、另有1％來自個人。土地市場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比重雖然比2008至2011年高了10個百分點，但是低于2012年高峰時的47％。

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土地市場買家的結構出現了有趣的差異。我們將13個城市劃分為三類：南京、無錫和蘇州是最發達城市，位于江蘇南部；常州、鎮江、揚州、泰州和南通屬于相對欠發達的城市，位于江蘇中部；江蘇北部城市則相對最不發達，包括淮安、鹽城、連云港、徐州和宿遷。

在江蘇南部的城市，土地市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場為導向，參與者以開發商為主，這些開發商出于對這些大城市房地產需求的信心而不斷購買土地。2014年，在南京、無錫和蘇州開發商購地比例分別占69％、45％和58％。與此同時，越來越少的政府關聯企業參與土地市場，它們的占比從2012年的29％下降到2014年的6％（南京）、27％到16％（無錫），以及25％到24％（蘇州）。

相反，過去數年里江蘇中部和北部的城市中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參加到土地招拍掛中，2014年其比例在蘇中和蘇北地區分別達到62％和70％，高于2010年的19％和36％。在一些蘇北城市，如連云港和徐州，2014年的比率高達92％和76％。

蘇南城市中并沒有大量的政府融資平臺參與土地市場的原因可能是：1）基礎設施已經較為發達，這意味著對融資平臺推動基建投資的要求較低；2）城市化和家庭收入增長大背景下，更有彈性的房地產市場；3）政府理念更先進，更多地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數量；4）經濟結構更依賴于服務業而不是工業部門。欠發達城市的融資平臺之所以更多地參與了土地市場，反映了經濟結構不夠多元化、房地產市場缺乏吸引力、人口流出，以及注重經濟增長速度的政府理念。

3.融資平臺主導的土地市場將加劇宏觀經濟的風險。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導的土地市場將會加劇宏觀經濟的潛在風險。首先，這與經濟基本面的趨勢背道而行。一個重要的證據來自于人口遷移的趨勢。從2011年到2013年，所有的五個江蘇北部城市都出現了人口的凈流出。特別是連云港和徐州，分別流出了32.9萬人和19萬人，占到2010年當地常住總人口的3.8％和4.3％。與此同時，一級城市如南京和無錫則發生了7.6萬人和5.5萬人的人口凈流入（約占各自原有人口的1％）。經濟基本面的數字顯示，蘇南地區的土地市場應該比蘇北地區的土地市場增長速度更高才對。

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從2009年到2013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在蘇南地區僅增長了116％，遠低于蘇中地區的174％和蘇北地區的355％。為什么城市人口外流的地區土地出讓金收入卻增加得更多呢？我們發現是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積極參與了土地招拍掛市場。我們發現越是面臨人口流出的城市往往越依賴于融資平臺來購買土地，這之間有相當強的相關性。在面臨人口流出的城市中，融資平臺占到土地招拍掛金額的64％，而在人口流入的城市中這個比例只有32％。

人口遷移的數據清楚顯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支持的土地市場不具備長期可持續性。融資平臺可能會暫時推高經濟增長，但會導致大規模的資金配置到效率較低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因此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在未來可能被證明是富有成效的。然而，蘇北城市中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主導優勢已持續多年，但蘇北地區的出口增長并未明顯提高，這表明以工業化為理由來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并不一定見效。

其次，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可能會加劇經濟的不平衡。相比于轉向更多服務業和經濟發展質量的蘇南城市，蘇中和蘇北城市仍嚴重依賴固定資產投資。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蘇南是53％、蘇中是63％、蘇北是73％。例如，蘇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只有42％，同時2014年蘇州的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的份額是24％；而高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的連云港（固定地產投資比GDP為93％）2014年政府融資平臺占當年土地招拍掛總額的93％。

第三，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過度參與會導致住房過剩情況的惡化。我們計算的潛在去化率（從上一年的土地交易數據推算規劃建筑面積，再除以當年的銷售量）顯示，2014年蘇北地區消化庫存需要28個月，高于2013年的22個月；蘇中地區平均是21個月，比2013年的13.6個月也有大幅上升。而蘇南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仍然供應緊張。常州、連云港、鹽城、揚州、宿遷一年的潛在供給平均可供兩年多的銷售。其中的一些地方被國內媒體稱為“鬼城”。

4.造新城的運動已經進入尾聲。

類似于常州的情況，與老城區相比，縣和新建的工業園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下降更明顯。在縣和新建工業園區，土地招拍掛金額從2013年的2940億元降至2014年的1470億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貢獻了41％。自2008年有數據以來，這是首次出現土地招拍掛金額下降的情況。老城區的土地招拍掛金額雖然也出現了下降，但降幅較小，從2360億元至1640億元。

5.蘇北地區的融資平臺財務狀況惡化更嚴重。

我們的數據庫包括江蘇省13個城市的200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截至2014年上半年達到1.2萬億元，債務總額達到7260萬元。這些融資平臺的規模近年來發展迅速。從2009年到2013年，其債務總額年復合增長率為19.6％，總資產復合年增長率為20.8％。相比之下，蘇中和蘇南城市的融資平臺增長更快，其債務年平均增加27.8％，資產年平均增加28.2％；蘇南城市的融資平臺債務和資產的增長速度分別只有16.6％和17.5％。2009年到2013年間，蘇北地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占當地GDP的比率從40％升至42％，蘇中地區略降至55％，蘇南地區則降至62％。

蘇北地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快速擴張與其在當地土地市場上主導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這也體現在我們的土地交易數據中。因為購買土地會導致資產負債表的膨脹，但是并沒有直接的利潤回報，所以融資平臺可能不得不依靠借貸來完成這項交易。而融資平臺更多地參與土地市場可能會給地方財政壓力帶來更大的風險。

融資平臺財務狀況惡化的情況在各個城市比較普遍，而在蘇北城市更為明顯。

杠桿率提高：在蘇北所有的五個城市中，資產負債率在2009年到2014年上半年之間都有上升，平均提高1.7個百分點。

應收款累積：在2009年到2013年間，財務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在蘇南地區從15.6％上升至17.5％，蘇中地區從24.2％上升至25.6％、，蘇北地區從17.2％上升至21.6％。

盈利能力下降：在2009年到2013年間，營業利潤與財務費用的比率在蘇南地區下降了0.4個百分點，蘇中地區下降了1.3個百分點，而蘇北地區下降了2.9個百分點。

整體風險

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是一個全國性現象，且在近年來變得愈加嚴重。2009年，在59％的城市中土地拍賣成交金額的規模不到財政預算收入的一半，只有14％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額超過預算收入。但到了2013年，20％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額超過了財政預算收入。

在全國層面，土地招拍掛交易額從2013年的4.2萬億元下降到2014年的2.7萬億元，降幅37％。

此外，我們考察了公開財務情況的1253家融資平臺，分析了它們的各項財務指標在近年來的變化趨勢。均出現了下述情況：

①杠桿率上升。全國的融資平臺的杠桿率普遍出現了上升，其中值從2009年的48.2％上升到2014年中期的50.1％。全國大約有10％的融資平臺的杠桿率超過了70％。

②利潤率下降。大多數城市中的融資平臺的股權回報率都出現了下降，其中值從2009年的4.7％下降到2013年的3.1％。根據2014年中期財務報告計算的股權回報率出現了進一步的下降，不過這可能和季節性有關。在2013年的中報數據中也出現了股權回報率的大幅下降（不排除季節性因素）。但是在2013年底又有所回升。

③在應收款方面，全國的數字要比江蘇省的情況好一些。應收款占凈資產的比例在過去數年中僅僅略有上升。

在我們對江蘇的案例研究中發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土地拍賣市場的重要買家。由于時間限制，我們未能具體考察中國每一個城市的具體情況。我們寬展城市樣本，選擇了浙江、湖北、云南三省，把它們作為中國內陸和沿海的代表。需要強調的是，選擇這些省份并不是因為它們情況比別的省份更好或更差。在沒有得到全國數據之前，我們不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是這些省份可以給我們未來的研究指引方向。

這些省份的數據顯示，地方融資平臺在各自的土地招拍掛市場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并未像江蘇的情況那樣占據主導地位。在浙江、湖北和云南，地方融資平臺分別購了28％、28％和22％的土地招拍掛金額。在這些省份內部的城市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融資平臺在浙江各城市的土地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從1％到65％不等、在湖北是18％到72％不等，在云南是0％到50％不等。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喻成一架高速火車，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就是兩排車輪，而土地財政則是驅動列車前行的關鍵引擎。土地出讓金收入下降對財政收入帶來的沖擊將在2015年突顯，土地財政的全盛時期或已結束。若不及時調整，中國的財政收入可能面臨持續壓力，目前的增長模式也將面臨嚴峻挑戰，而宏觀風險也將因此加劇。

目前已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重大結構性調整。比如全國范圍內城鎮化速度開始放緩，而同時勞動力市場保持良好彈性，通脹環境溫和，給貨幣寬松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刺激消費等措施提供了空間。若因土地財政失衡導致的財政收入滑坡能得到良好調整，財政收入轉而側重其它可持續增長因素，則經濟結構再平衡也可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