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幕后金主”是誰？

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以日本為根據地，不僅在那里組建革命組織（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創辦機關刊物（《民報》）、籌措革命資金，革命運動失敗時，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島國度過的，而且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關系。

彼時與孫中山交往的日人，有政治家、實業家、大陸浪人、志士，構成復雜，背景各異，多與日本政府、軍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則干脆是大陸政策的策劃、參與者。用歷史學者、南開大學俞辛淳教授的話說，“（日本）大陸浪人和政治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上利用孫中山。然而，也不能說孫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這個框架中。”譬如，浪人宮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純一郎兄弟就很純粹。而梅屋莊吉與孫中山的關系更是不同尋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觀，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孫中山在日流亡的時間累積逾9年，所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謂不多。但礙于歷史的局限，客觀地說，雙方均有為各自國家及其緊迫的政治目標所囿之處，難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與那些有官憲背景的人士的交往，想保持私誼之“純潔性”也難。可唯有與梅屋莊吉的友誼，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跡般地超越了雙方各自的“國益”等現實政治的束縛，成了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一種“超現實”的存在。

“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莊吉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在孫中山、宮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鮮有提及。之所以如此，蓋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調”。他的遺物中有一只大筆記本，上面寫著一句話：“我基于與孫文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與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對家人的約束，因為他深知在亂世的崢嶸歲月，自己所從事的是對鄰國革命的資助，出于對革命理想的至誠和對友人孫文的信義，必須確保萬無一失。

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莊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這段塵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莊吉的名字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是在21世紀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兩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媒體的推介，梅屋莊吉和孫中山的交往才廣為世人所知。

梅屋莊吉于明治維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于長崎市西濱町，從小被過繼給無子嗣的遠親梅屋吉五郎夫婦。養父吉五郎開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經營碾米的同時從事貿易，是長崎與上海之間貿易的領軍人物。長崎作為港口城市，在鎖國時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有貿易的傳統。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巖崎彌太郎早年在土佐藩開設的土佐商會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里居住過，據說還曾背著年幼的莊吉四處玩耍。

15歲時，莊吉乘自家貨輪“鶴江”號只身赴上海、南洋游歷。在上海，頭一次見識了十里洋場的繁華，同時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氣和對中國人的欺凌卑賤，內心喚起涌起對中國的同情。莊吉從小就有樂善好施的性格，且不圖回報。少時，每天都從店里的錢柜擅自拿錢，卻并不為自己的零用，而是到貧民區施舍于人。據說有一次，一位貧民臨終前，雙手合十，鄭重向莊吉托愿：“梅屋家的少東家，請幫俺立塊碑吧。”莊吉慨然應允。

梅屋夫婦先后領養過不少孤兒、棄兒，將他們一一撫育成人，送入社會。其中包括戴季陶與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蔣緯國），在戴致莊吉夫婦的信箋中，記錄著此事的經過和對夫婦的謝意。(《戴季陶在討袁運動時期對日本的認識1913—1916年》)

經歷最初在大米投機生意上的挫折后，莊吉在新加坡開了一家照相館。后移至香港，“梅屋寫真館”就位于繁華的市中心中環一帶。19世紀末，攝影技術已臻成熟，成為一種面向富裕層的高級文化消費。莊吉原本就有經商的才具，加上鋪面的位置絕佳，很快便人氣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著裝整飭的青年紳士光顧照相館，拍完照后，并無去意，莊吉見狀便將客人引入內室。其實，來客并非陌生人。兩天前，在一個慈善晚會上，店里的老主顧、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莊吉引薦過：孫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孫文于西醫書院（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澳門、廈門、廣州等地開業行醫，目下“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暫居香港”。

有證據表明，內室密談話題廣泛，且有相當深度，二人琴瑟共鳴，血脈賁張。30年后，梅屋莊吉在孫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詞中，深情追憶了二人從邂逅、相識到交換盟約的過程：

“關于中日結好、亞洲振興乃至人類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見略同。特別是先生以為實現此理想，須先進行中國革命。如此膽識和熱忱令我感動。短暫會晤，已盟誓將來。”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莊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莊吉27歲。

“革命的幕后策劃者”

照相館密談后不久，梅屋莊吉與孫中山便開始了第一個“項目”的合作：廣州起義。莊吉多次隨孫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過貿易來往的中國人及幫會頭目接觸，秘密推進起義計劃。

為確保起義成功，須采購大量武器。孫中山內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對自己所持的曖昧立場——既不得罪清廷，又覬覦革命勝利后的特殊權利，對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這一點。

他多次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恒次郎領事，并當面委托他代為籌措步槍2.5萬支、手槍1000支。為牽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當時的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后成為首相）做了匯報，但日本政府卻采取靜觀立場，按兵不動。眼看起義的日程迫近，梅屋莊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門、廈門、新加坡等地活動，通過個人渠道籌集了數百支手槍。但遺憾的是，因電報走岔，泄露風聲，起義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隊在廣州港口被一網打盡，陸皓東、朱貴全等起義領袖罹難，梅屋莊吉費盡心血籌集來的600支手槍也被悉數收繳。孫中山化妝成苦力，好歹從水路逃往澳門，隨后轉道香港，卻被清政府懸賞1000塊大洋追捕，情況危急。

老師康德黎和梅屋莊吉力勸孫中山去日本避難。孫聽從二人勸告，在興中會成員鄭士良、陳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戶。途中得知報上已經報道了他們逃亡的消息，遂臨時決定改道橫濱。但首鼠兩端的日本政府顧及與清廷的關系，竟然拒絕了孫的避難請求。

無奈之下，孫中山只得投奔兄長孫眉所在的夏威夷。為表達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孫毅然剪去發辮。莊吉在孫出發之際，給他匯款1300美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折合今天的1000萬日元。

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思想滲透日人骨髓，已固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但梅屋莊吉作為“大亞洲主義者”，卻逆潮流而動，不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獨立革命運動也抱有深切同情和莫大關注，并傾力資助。

美西戰爭時，莊吉曾親自攜巨款馳援菲律賓，與菲國獨立運動領袖阿奎納多、彭塞交情深厚，還把孫中山介紹給彭塞。孫致信彭塞，從“大亞洲主義”的立場出發，高度評價菲律賓革命，主張“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都是亞洲民眾攜手打倒列強的殖民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運動，具有相同的意義”。

梅屋莊吉為人慷慨豪爽，極其看重友情，有種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潔”（Kiyoshi）的氣質。“梅屋寫真館”很快成了一個革命據點，往來進出者，多為興中會成員或日本的大陸浪人、革命志士，可謂“往來無白丁，談笑皆暴動”。由于活動日益頻密，終于引來了清廷的“關照”。加上有日人叛徒告密，說莊吉是“革命的幕后策劃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婦聽到風聲，火速做好了逃亡的準備。為避免打草驚蛇，表面上仍維持照相館的正常營業。關鍵時刻，平時對興中會成員的幫助起了作用，從辦理出境手續到乘船出逃，處處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婦順利抵達新加坡。

莊吉投身電影業

在新加坡落定后，莊吉打出了“梅屋照相館新加坡分店”的招牌，準備重新開張。但新加坡畢竟不同于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業模式，以繼續完成資助革命的事業，莊吉頗費了一番考量。剛好隨身行李中，有一臺百代公司產的電影放映機和四卷電影膠片，莊吉想到了電影院生意，卻苦于沒有場地和發電機。此時，一些過去曾得到梅屋幫助的華僑志士們再次伸出了援手，他們提供土地場地、籌備器材、策劃宣傳，很短時間便搭起了一處帳篷式簡易電影院，居然有1200個座位。

當時是默片時代。莊吉從香港帶來的膠片只夠放映4分鐘，但觀眾卻蜂擁而至。經過初期的磨合之后，又從法國進口了新的影片拷貝，人氣攀升。莊吉不愧是長崎出身的商人，對商機的判斷異常精準，從照相館到電影院的升級、轉型相當成功。1906年6月，當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莊吉回國時，已經積累了50萬日元（相當于今天約4億日元）的巨額財富，時年36歲。

回國后，梅屋莊吉注冊成立了“M百代商會”（M為梅屋莊吉日文拼寫中的頭一個字母），開始進軍國內電影業，后來成為著名影業公司“日活”（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的前身，莊吉也成為日本電影界的領軍人物，推出很多開風氣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隨日本第一支南極探險隊“白瀨隊”拍攝的南極探險紀錄片，成為世界最早的南極科考資料，極其珍貴。

闊別8年后重逢

孫中山自1895年首次舉兵以來，7年間共組織了10次武裝革命，接連受挫。但孫矢志不移，屢敗屢戰，不懈抗爭，其背后始終有梅屋莊吉的影子。1911年的武昌起義成為起爆劑，革命的氣運高漲，迅速波及全國。

莊吉接到武昌起義的電報，歡呼雀躍，立即派攝影師荻屋赴中國前線，跟蹤拍攝、記錄影像資料。僅為武昌攻防戰一役，便捐款17萬日元（折合現在的1億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會見梅屋莊吉。這是二人闊別8年后重逢，自香港交換“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的誓言以來，已過了18載歲月。孫在日本各地巡回訪問、演講，所到之處，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歡迎。留下的一系列珍貴歷史照片中，莊吉均與孫并肩立于畫面中央。

孫中山應邀參觀莊吉位于東京淺草的電影院。莊吉特意為客人安排了一場觀影會：偌大影院，只有賓主二人落座于觀影席中央。銀幕上，是荻屋攝影師所拍攝的、由莊吉本人親自剪輯的辛亥革命紀錄片。激烈的巷戰、潰散的清兵、革命軍的急行軍、炮火硝煙中的長江沿岸……影片的結尾，是1912年元旦于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盛大慶典。

孫目不轉睛地盯著銀幕，看過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莊吉把電影膠片鄭重贈與了孫中山。這部電影，在日本國內從未公開上映過，是莊吉專為孫中山的特別制作。對此，孫鄭重感謝：“這是民族與革命的記錄，將長久地流傳于后世。”后來，一些不時出現在歷史記錄電影中的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資料，多源自這部紀錄片。

孫中山身后事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政府再次表現出機會主義的“根性”，采取了支持袁世凱的方針，外務大臣牧野伸顯下令嚴防孫文亡命日本。鑒于這種狀況，孫身邊的志士萱野長知懇請孫重新考慮避難地的問題，并建議選擇新加坡。但孫坦言道：“我應該去的地方，只有日本。”

在孫文之所以選擇日本，自信滿滿的背后，顯然有梅屋莊吉的鼎力支持。事實上，1913年8月8日，孫中山一行從臺灣乘“信濃”號商船從門司港登陸僅10天后，便秘密住進了位于東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3年，僅有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極少數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親自撮合下，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此結婚，共同生活在這個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于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遺囑，享年59歲。長子孫科給梅屋莊吉發來訃電：“父孫中山十二日晨9時去世。謹此感謝生前您給予父親的深厚情誼。”梅屋莊吉作為唯一與宋慶齡和孫科一起扶靈回南京的日本人，親手安葬了終生信賴的友人。

孫中山死后，莊吉一度身體大不如前，連一向喜愛的盆栽也失去了興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統統拋售，“整整用兩輛汽車搬運盆栽”。

1928年4月，蔣介石再次北伐；6月，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北伐結束；12月，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終于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但與此同時，關東軍卻加緊滲透，中日關系陰云密布，前景殊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邀請梅屋莊吉訪華，以踐國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時，一定要邀請梅屋莊吉及其家人作為國賓前來中國”之諾言。實際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讓梅屋扮演民間大使以“斡旋和平”。

此時，梅屋已辭去“日活”會長職務有年，年老體衰，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但他想到與孫文逾30年的友誼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歷史關頭，自己理應出面，以當事者的身份緬懷故人，讓孫文的思想流傳后世。于是，他傾其家產，斥重金請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孫中山的銅像（每尊高3.6米，重達7噸），無償捐贈中方。1929年3月，與妻女一道，作為國賓，攜首尊銅像乘船赴中國。首尊銅像安置于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內；后三尊隨后分別安置于廣州（中山大學）、澳門（國父紀念館）和黃埔（黃埔軍校舊址）三地。

梅屋莊吉生前念茲在茲的最后“項目”，是投資拍攝一部反映孫中山生平的電影《大孫文》，終未能實現。孫中山歿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莊吉對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無限憂慮，準備與時任首相的廣田弘毅會談，遏制軍部的“暴走”，在赴會的路上猝死，享年66歲。關于中國革命，莊吉只留下了一句話：“在中國發生革命之際，與他國志士交往中，始終堅信要為一個信念而努力。”

發表于 2015-09-0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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