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比《瑯琊榜》中懸鏡司更厲害的特務

不得不說的背景：奇葩王朝

如果在中國歷史上進行一次“奇葩王朝”的大評選，晉朝即便不能獨占花魁，肯定也是前幾名的有力爭奪者。

作為中國數千年以來的九個大一統朝代之一，晉朝在歷史這場大戲中的角色令人瞠目結舌。

我們要談南北朝就必須先把這個近乎搞笑的朝代簡短的梳理一下——

公元265年，其心路人皆知者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篡魏稱帝，晉朝始建。

公元280年，吳國被滅，天下從漢末三國紛爭中再次統一。天下蒼生本以為終于可安享太平休養生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統一僅僅10年后的公元290年，后宮佳麗上萬，好色無度的司馬炎累死了，他癡呆低能的兒子晉惠帝司馬衷竟然成為天下共主。

傻子當領導，誰能服氣誰能愿意呢，于是乎，司馬衷又淫又丑又狠毒的皇后賈南風和司馬氏的八位王爺上演了一場慘烈的“非常8+1",從公元291年開始，在16年間，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東海王司馬越等人骨肉相殘，八王之亂將剛剛統一的晉朝再次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一向自視甚高的漢族王朝如此無休無止的自殘式的窮折騰，讓晉朝北部地區的少數民族看到了機會，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所謂“胡人”部族乘機在華北地區建立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十六個國家，史稱“五胡亂華”。

主流的歷史學家往往站在漢族王朝的角度，痛心疾首的把這段歷史形容為“永嘉之亂”、”神州陸沉“，但其實細一想，我們也只能說一句：活該，no作no die。

當然，興勃亡忽，所有混亂最大的受害者，永遠是無辜的人民。

長年戰亂的惡果，直接體現在漢族人口的大幅度減少上，據《晉書》等史籍記載，在司馬炎朝太康三年，全國人口（漢族占絕大多數）已經達到1800余萬，而經過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最低時漢族人口已經下降到700萬左右，尤其是在北方，漢族幾乎經歷了滅族之災。

（圖）南北朝

凜冬將至，大混亂時代

混亂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很難再控制。

公元316年，匈奴人劉曜攻入長安，晉朝的上半場西晉滅亡。

公元317年，大批漢族人衣冠南渡，晉朝的下半場東晉登場。

公元420年，權臣劉裕廢晉恭帝，改國號為宋，劉裕自稱是漢高祖劉邦弟弟楚元王劉交的第二十一世孫，至于真偽，不可考。總之，晉朝徹底走進歷史的垃圾箱。

搞笑的晉朝走了，但是，真正的大分裂、大混亂、大動蕩、大黑暗才剛剛開始。

從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在近170年間，大體以長江為軍事分界線，中國的南方出現了宋、齊、梁、陳四國，而北方則出現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個政權。

劃江而治的南北朝之間互相對峙、攻侵、勾連、拉鋸，南朝盡皆是漢人世族所建立的政權，相對文化昌明、經濟發達，而北朝則多數是少數民族鮮卑（或者胡華的漢族）所建立的政權，相對軍事實力更加強悍。

這種政權性質的差異，也決定了南朝和北朝政權社會根本矛盾的差異，在南朝，主要是世族與寒門之間的階級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矛盾異常尖銳；而在北朝，則主要是少數民族統治者與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沖突激烈。

根本矛盾的大相徑庭，形成了政治制度的差異，又決定了統治者統治方式的不一而足。

自然，回到我們的主題——在南朝和北朝，出現了面貌截然不同的特務組織。

（圖）淝水之戰

寒人逆襲，南朝之“典簽”，遠比“懸鏡司”更厲害

遙映人間冰雪樣，暗香幽浮曲臨江。

遍識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郞。

作為近幾年來最火爆的電視劇之一，《瑯琊榜》以其動人心魄的故事情景和精良的制作令無數觀眾傾倒。以至于，很多人認為這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故事。

但其實，《瑯琊榜》的原著只是一部架空歷史的網絡小說。

作為一個優質IP，在改編為電視劇的時候，為了尋求真實感，制作者把《瑯琊榜》的故事背景設置在了“南梁大通年間”，這樣一來，虛構的小說和真是的歷史之間，就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亦真亦假，亦夢亦幻。

南梁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朝代，即南朝的第三個朝代，建于公元502年，史稱“南梁”，也稱“蕭梁”。

而“大通”則是梁武帝（就是那個先后三次出家讓大臣們用巨資贖身的荒唐皇帝）時期使用的年號之一，時間僅有從公元527年3月至公元529年9月短短兩年多而已。

在《瑯琊榜》中，“懸鏡司”作為一個神秘的機構格外引人注目，這個機構在劇集里可謂權勢熏天，在所謂“首尊”的夏江的統領下，懸鏡司糾纏在殘酷的宮廷權斗之中，一手策劃了赤焰軍謀逆案，一舉粉碎了圍繞在祁王身邊的改革派集團，害死了一代賢王，端掉了一座赫赫威名的相府，讓七萬赤焰軍冤死在梅嶺。

自然，和原著一樣，懸鏡司也是虛構出來的一個機構。

但是，懸鏡司又確實有它在歷史上的真實背影，而且，歷史的真實要遠遠比小說的虛構更加復雜。

這就是南朝的“典簽”。

（圖）瑯琊榜影視劇照

如前文所述，受始于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影響，南朝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士族把持中央地方權力，如《南齊書》所言：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士族門閥的子弟不用做任何努力，單憑血統就可以穩坐高位，而皇族大封同姓諸王，獨霸一方軍政，經常“聽調不聽宣”，甚至往往有分疆裂土之勢，烽煙不斷，內亂頻仍。

于是，皇權與士族，中央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權力爭奪就尖銳地凸顯出來。

其實，南朝的皇帝也很可憐。當他放眼四周，發現士族們都用冷眼看著他，而親族們都把手按在刀把上虎視眈眈。

誰是自己可信任的人呢？

皇帝把目光投向了社會的另一個一直蟄伏沉默的階層——寒人。

所謂的寒人，就是區別于士族的平民階級。

數百上千年來，寒人終于得到了崛起的機會。

從南朝宋（為區別于后來的大宋朝，史亦稱劉宋）開始，皇帝任用大批庶族寒人擔任典簽一職。

典簽本來就是處理文書的小吏（歷史何其相似，和上期所及三國時期的“校事”如出一轍，看來，秘書們，哪怕是臨時工，也是萬萬不能得罪的）。

但是，由于皇帝的賦權，他們的權勢越來越大，逐步開始由單純的文字工作而轉向典掌機要。

時間來到劉宋中葉，地方諸侯（官員）越來越不讓皇帝放心。于是，一物降一物，典簽的身份也開始畸形膨脹。

按照當時的慣例，多以皇子出任方鎮。而皇帝為了防止地方“弱干強枝”，也開始大力實施“摻沙子”策略，用寒人出身的親近左右充當典簽派往各地。

表面上看，典簽的地位極低，史書上有記載五品者，有記載七品者，甚至在正式官僚體系中，都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但是，從照管諸王的飲食起居到代替諸王批閱公事，典簽職位雖低,權力漸重。

這從典簽已經又稱主帥、典簽帥或簽帥便可見一斑。

典簽權力巔峰之際，各地州鎮的重要事項，必須典簽簽署方才能得以實施。

而且典簽每年還要數次回京當面向皇帝報告地方軍情政情，所謂“刺史行事之美惡，系于典簽之口”。

因此，諸王刺史都非常畏懼典簽，故又有“諸州惟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之說。

皇帝在地方勢力身邊的就這樣釘下了一顆顆“釘子”！

”典簽“們一朝得勢，就把各位地方官和王爺們欺負的”官不聊生“，叫苦不迭。

劉宋孝建三年，世族宗榖出任豫州刺史，吳喜公授命典簽。

宗榖本來還想有所作為，但是他的所有決定，吳都把頭搖的像撥浪鼓，結果什么也做不成。

氣的差點吐血的宗榖哀嘆道：我都快六十歲了，為了國家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才當上了一個州的刺史，卻讓你一個小小典簽給欺凌至此，真是打臉啊。

劉宋大明五年，海陵王劉休茂為雍州刺史，遇到了和宗榖同樣的問題，典簽掣肘不斷，而且并秘密記下他的過失，要想朝廷打小報告，王爺的脾氣終究是比世族更大，劉休茂一怒之下殺了典簽楊慶、戴雙，并起兵造反。

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圖）南朝宋，中國南北朝時代南朝的第一個朝代

到了南齊，王爺們更是被典簽欺負的和孫子似的，有時甚至到了可笑可憐的地步。

南齊南海王蕭子罕戍守瑯琊郡，有一天，突發奇想要去東堂游玩，當車駕準備完畢正要出發之際，卻被典簽姜秀攔住了，死活不準。

蕭子罕回到家里，撲倒在母親的懷里大放悲聲：兒子我貴為王爵，竟然連移動五步的自由都沒有，這和囚徒有什么區別呢！

邵陵王蕭子貞身患風濕，有一次聽人說熊油可醫，便向廚師討要（看來當時熊油的使用很普遍）但是，廚師面露難色說：王爺，這典簽沒在，我實在不敢私自給你啊。竟終不可得。

如果說蕭子罕和蕭子貞是窩囊廢，那有沒性情剛烈一點的王爺呢？

有，但是結果更慘。

武陵王蕭曄任江州刺史，他就脾氣很大，被數次冒犯的典簽趙渥之當眾放話：我現在就進京去見皇帝，等我從京城回來的時候，江州刺史就換人了！隨后在齊世祖面前對蕭曄大加毀謗。而蕭曄真就被免去了刺史之職。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典簽們的日益驕橫，也必然激起了強烈的反彈。

荊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好勇尚武、性情暴烈，有時候看到誰不順眼，就用拳頭把自己的車鸞擂動山響。

在齊武帝永明八年，他搞起了“衣服換武器”，就是讓漢人的能工巧匠做了幾件錦繡長袍短襖，打算去和少數民族換點新式武器玩玩，結果被典簽劉寅等人密報，蕭子響一氣之下殺了劉寅。

齊武帝聞之大怒道：這個蕭子響是要謀反啊！

不料，大臣戴僧靜（這可是歷史上的一位超級猛人，曾經獨闖敵陣，擊退敵軍，又追擊過河，斬殺三個人，然后脫下衣服，用嘴巴銜著敵人三顆人頭，游泳而回）在下面放聲道：“諸侯王們王都要造反了，豈只一個巴東王？”

武帝忙問緣由，戴僧靜說：這些藩王本是皇族貴胄，但是一天天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成了階下囚，他們吃一截藕，喝一杯水，都得經過典簽批準，如果典簽不在，那就只好整日忍渴挨餓，各州郡都知道有典簽，而不知道有刺史，陛下您說，他們能不反嗎？

典簽勢力的頂峰和轉折點盡在齊高宗蕭鸞朝。

蕭鸞在殺一帝廢一帝篡位前，就已經權傾朝野，并對諸藩王展開大屠殺。

而殺手們，大多正是各位王爺身邊的典簽。

其中最可憐的，莫過建安王蕭子真。

當典簽柯令孫接到蕭鸞所命來誅殺他的時候，蕭子真嚇得鉆進床底下藏起來，被柯令孫硬拽了出來，蕭子真叩頭如搗蒜，情愿為奴，只求不死，但照樣被柯令孫一刀結果。

此外，衡陽王蕭鈞、江夏王蕭鋒等人都是治世之能臣，也都慘死。

大臣孔珪聽到這些愴然泣下：很多王都是一心一意想輔佐朝廷，然而仍然被殺害，如果不設立典簽，肯定不會至于如此的。

屁股決定腦袋。

也正是這位把典簽之惡發揮到極致的蕭鸞，在坐上皇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大幅度削弱典簽的權力。因為他親身體驗過典簽在誅殺諸王過程中的窮兇極惡，他更怕在以后自己的兒孫充當藩王之時，典簽們還是如此驕縱而不可控制。

結果就很簡單了，典簽和所有特務們一樣，大批被殺被逐，難逃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命運。

《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曾對典簽制度評論道：

帝王之子去鎮守地方，為了防止他們驕奢淫逸，皇帝選派一些人，去監督輔佐他們，本無可厚非。但是，事情一旦過了頭，連藩王門的飲食起居這樣的小事都得聽命于于典簽。諸王位置雖高，但權力虛化，行不由己，更無法樹威于下屬，所以中央一旦遇到危急之事，期望他們來扶危勤王，又怎么可能呢？

“北朝之“侯官”，肅貪抓錯了藥方”

漢族的南朝典簽囂張。

少數民族的北朝侯官更不好惹。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是由鮮卑族建立的北方政權，也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王朝。

公元386年初，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趁前秦分崩離析之際在牛川（今內蒙古自治區察右后旗境內）建代國，稱“代王”。

是年四月，拓跋珪遷都盛樂（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

公元398年，拓跋珪再次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遷都洛陽，大舉改革，改拓跋氏為漢姓元氏，尊儒教等，積極漢化，成為當時中國境內最強大的政權之一。

我們必須承認，鮮卑人不但能征善戰，而且非常很聰明。

在漢化的過程中，北魏的各位君主一直在思考政權長久，天下長治久安的規律性問題。

很快，他們發現，漢族政權之所以短命，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官員的貪腐問題滋生且愈演愈烈，直至徹底損毀政權的肌體。

于是，北魏的開國的前幾位皇帝，都非常重視反腐的問題。

（圖）拓跋燾（408年—452年3月11日），北魏第三位皇帝，同時也是杰出的軍事統帥。

首先，是以薪養廉。

鮮卑族作為馬背上的民族，一直采取以劫掠戰利品為主的分配方式。

建立北魏后，這種習慣沿襲下來。

于是，就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制度安排——當官的沒有薪水！

戰爭年代，有戰利品可以獲取，大家沒意見，可是在升平時代，官員們也是要吃飯的，沒有薪水，他們拿什么養家糊口呢，于是，只好用權力去尋租，“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

即便北魏獻文帝曾嚴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官員收受一只羊一斛酒就可以判死刑，參與的人都按從犯處理。有舉報尚書以下官員罪行的，你舉報多大的官，就讓你做多大的官），依然不能遏制愈演愈烈的貪腐之風。

后來有大臣進諫道：昔日周朝的官員，還有通過官田代耕獲取的俸祿。今天我朝的大臣們勤于政務卻沒有收入，很容易讓大家懈怠啊，是不是還是給臣子們一些俸祿，來酬報那些清廉的官吏們對國家的付出。

公元495年，官吏無酬的荒唐制度終于改變了。

著名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實行官吏俸祿制度。

（圖）北魏（386年—557年）是鮮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權，也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第一個王朝。

跟著俸祿來的，是嚴刑峻法。

據《魏書?刑法志》記載，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就有法律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

意思是說：貪贓枉法收受織物10匹的，或者沒有枉法，但是收受禮品超過200匹的，全都判處死刑。

三年后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刑罰再度加碼，孝文帝“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

也就是說，貪贓枉法，無論多少，收受禮品超過1匹，就地正法。

北魏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收禮”如此明確而嚴格地納入刑律，在吏治上可謂下足了工夫。而且為了落實此制度，在詔令下達后，孝文帝“遣使者巡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余人。”。秦、益二州刺史、外戚李洪之等頂風作案，都被押解到京城處死。

“收禮罪”的實施，效果是非常明顯的，《魏書?刑法志》總結稱:“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

官員們一個個嚇得都趕緊收手，數百上千年來沿襲不斷的行賄送禮之路一時幾乎斷絕，官場風氣亦為之清朗。

至此，北魏的反貪之路通過制度改革取得顯著成效，可謂順風順水。但是，接下來，路就有點走偏了。

問題就出在北魏的“內外朝雙重監察體制”上。

外部監察機構就是仿效魏晉時期漢族王朝的慣例，所設立的御史臺（又稱蘭臺、南臺）、尚書左丞和司隸校尉等一應俱全的組織架構。

可實際上，在北魏早期，這些機構更多只是一個擺設，沒有什么實際權力，甚至機構和官員也是今天有，明天無，有時還合并到其他部門，反復折騰。

而內部監察機構就是個很奇怪的存在了。

北魏特務集團——侯官，也應運而生。

北魏的皇帝們一邊順應潮流，積極漢化，促進民族的融合發展，但另一邊，又開起歷史的倒車，玩起了“托古改制”、并以“復古”為名，將古老鮮卑部族那一套老辦法改頭換面大肆推行。

拓跋珪建國后便聲稱“取法少昊（少昊是漢族神話中的五方天帝之一，其族以鳳鳥為圖騰）”，用鳥的名稱命名官職，“內監察機構”的屬官被稱作“白鷺”，寓意是他們應該像脖頸高挑、和雙腿細長的白鷺那樣居高望遠，從而監視和監督各級官員們的不法行為。

“白鷺”官大多數都隸屬內朝侯官曹，因此也被通稱為“侯官”。

白鷺很美，但是，侯官可就不是什么好鳥了。

首先，侯官機構是脫離正常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外之地“，直接聽命于皇帝，這就有點御用特務的感覺了。

其次，侯官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國人”為主，也就是說，能進入侯官機構的，必須是鮮卑族“自己人”，這就很有些民族偏見與民族歧視的味道了，和北魏所積極倡導的漢化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所謂的“國人”，具體就是指北魏的先祖在游牧部落時代所分封的“七姓十族”，是少數中的少數。

可見，拓跋氏一邊吸納大批漢族士族加入政權，發揮作用，但是內心深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一直在作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侯官系統的行事風格是十足的“特務范兒”。其人選都是皇帝最親信的人，官位很低，權力卻大的驚人，且行動詭異隱秘，直接對皇帝負責，都有通天之道。

更可怕的是，據《魏書》記載，這些侯官的公開身份撲朔迷離，百官一無所知，也許身邊的某某某在某一天就要了自己的命，這令百官互相猜忌，道路以目，連朋友都不敢來往。

侯官們還經常穿著便衣或普通官員的服裝，“雜亂于府寺（各官府辦公機關等）間，以求百官疵失”，一旦發現，就會嚴加追究、盤查，嚴刑拷打，逼招口供甚至就地刑決。

也就是說，侯官雖然不屬于是國家正常的監察和司法體系，但是，卻掌握著監察權、逮捕權、處置權等強大的權力。

隨著權力的擴張，侯官組織最多度人竟數超過一千多人，這可能也是中國古代規模最龐大的特務組織之一了。

僅就一個例子，便可見當時侯官之烈。

拓跋珪朝，某日有一個侯官告發司空庾岳（司空是最高級的官員之一，比如，孔子就做過魯國的司空），而告發的內容非常搞笑，竟然是說庾岳總穿華麗的新衣服，而且行為舉止風度翩翩，怎么看都像是在模仿君王。

這很明顯就是無中生有的栽贓構陷，甚至連“莫須有”都算不上。但是，拓跋珪竟然真就把這個大功臣給抓起來殺了。

（圖）拓跋珪

枉死者當然不只是庾岳一人。

平原太守和跋、中壘將軍鄧淵、常山王拓跋遵、大將莫題等一大批曾經為北魏開國建立無數功勛的功臣們，也紛紛死在侯官的陷害和皇帝的嗜殺之下。

直到北魏的第三代皇帝孝文帝元宏時代，漢族官僚才在艱難的爬升中逐步占據了政權的主導，鮮卑貴族的特權開始被壓制和削弱，帶有“鮮卑族民族專政”特色的侯官系統逐步被瓦解。

元宏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已經非常壯大的漢族官僚集團不再忍耐，對侯官系統發起最后的總攻！

——數十位大臣聯署上書，猛烈抨擊侯官們“奸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指責他們以肅貪之名枉法行事，實際是就是造成官場混亂的最重要的貪腐源頭。

魏孝文帝此時已經用漢臣用順了手，也知道自己的族人們干的那些勾當。

于是，雖然沒有取消侯官制度，但是將原有的侯官全部調任，重新遴選數百人充任。

舊瓶雖在，已裝新酒。

此后，侯官原來的無限權力被削奪殆盡，國家的監察職能終于重新回歸御史臺。

侯官雖然名在，但是實已亡。

他們的職責變成巡查街道，維護治安。

從此，北魏的官場上少了很多面目模糊而可憎的特務，而北魏的大街上則多了很多神情落寞步履蹣跚的新”片兒警“。

《古代特務組織大揭秘系列》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杜宇峰

發表于 2017-02-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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