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來,眾多臺灣偶像劇和綜藝節目涌入大陸,影響了不止一代小姑娘的自我認知。無論川西的還是塞外的,瓊州的還是鐵嶺的,只要妹子們找到適當的場合(央求外賣小哥爬十樓)和足夠的動力(表白拿下男神),嬌滴滴的臺灣腔誰都能說上幾句。

臺灣腔固然可愛,但你以為這就是發嗲的終極奧義?改革開放前的女學生只會游行喊口號?北京二環里搖著扇子的老奶奶第一個表示不服。
接下來你將看到:
●你奶奶年輕時比你會發嗲
●這些嗲嗲的發音古代人都會
●而女國音則是逆時代的存在
●發嗲是撒嬌,更是性別與階級的象征
穿越七環來上班發嗲也沒人讓座的實習編輯 / 馬馬馬
你奶奶年輕時比你會發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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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以超過90%的重點大學升學率著稱,但是論傳奇程度,它遠不及自己的前身——建校于1917年的北師大女子附中。在那里,誕生了全中國最早開始發嗲的
一批女學生。

●民國時代女學生
上世紀二十年代,語言學家黎錦熙寫過一篇報告,提到北師大女子附中出現了一種獨特的發音方式:把“見”說成“zian”,把“敲”說成“ciao”,把“羞”說成“siu”。總之,就是說話時舌尖抵住下齒齦,舌面貼近上齒齦,把/ji/、/qi/、/xi/、/ju/、/qu/、/xu/開頭的音發成/zi/、/ci/、/si/,營造出咬著舌頭嬌滴滴的說話效果。
這種細聲細氣的發音方式迅速在京城流行起來,到了三十年代,已經擴散到整個北京城區的女學生中間,那之后,它的熱度在一代代北京女生中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北京女生的說話方式雖然改變了許多字音,但總體來說仍然屬于“國語”(北京話),再加上它的使用者只限于受過中學教育的年輕女孩子,所以二十年代黎錦熙將其命名為“女國音”。由于它最早出現在劈柴胡同周圍,民間也叫它“劈柴派讀音”。

●劈柴胡同就是現在的辟才胡同,在西單商場北邊,今北京地鐵四號線靈境胡同站附近
所以,別小看北京西城拄著拐杖的老奶奶,五十年前她們可能是比你可愛多了的小姑娘。
這些嗲嗲的發音古代人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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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國音”看上去不過是一幫女生閑來無聊發明出來的撒嬌手段,但是回憶一下自己身邊的山東大漢、廣東小哥,還有京劇里背上插滿了flag的老將軍,有沒有覺得這個發音方式好像有點耳熟?

●京劇《定軍山》劇照
我們知道,從古至今,各方言大都經歷了由繁到簡的語音演變。今天普通話里統一念成/j/、/q/、/x/的聲母,在唐宋時期還存在著比較明顯的讀音差異。
雖然大江南北方言不盡相同,但是這批聲母與/i/、/ü/拼合時,發音大體可以分為三類:舌根音/g/、/k/、/h/一類,舌面音/j/、/q/、/x/一類,舌尖音/z/、/c/、/s/一類。
第一類發音局限在廣東、閩南、江浙和西南的部分地區,能區分第二三類發音的方言則有很多。
所以,“拔箭”(古讀zian)和“拔劍”(古讀jian )、“走進”(古讀zin)和“走近”(古讀jin)、“水很清”(古讀cing)和“水很輕”(古讀qing)這些現代的歧義詞,對古人來說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過,/ji/、/qi/、/xi/和/zi/、/ci/、/si/兩組語音,一組發音用舌面,一組發音用舌尖,多少還是有點相似的。所以最晚從明中葉開始,很多方言說著說著,就把兩組音混到一起去了。
雖然漢語方言里這個混音現象由來已久,但是首先為其命名的卻是一本指導滿族人學習漢語的《圓音正考》。
這本學習指南成書于乾隆八年(1743年)左右,主要是為了解決滿族人在學習漢語時語音方面的困惑。滿族人久居塞外,語音習慣和漢人不大一樣,發音時卷舌較嚴重,舌尖音經常發成舌面音。
作者在書中將漢字發音依據其所對應的滿文字母形狀劃分開來,將對應滿文尖頭字母的/zi/、/ci/、/si/一組漢音稱為“尖音”,將對應滿文圓頭字母的/ji/、/qi/、/xi/一組漢音稱為“團音,并將北京方言里尖音團音混讀現象稱為“尖團合流”。

●左:滿文尖頭字母;右:滿文圓頭字母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是按滿文字母尖圓頭劃分,為什么叫“尖團合流”而不是“尖圓合流”呢?據說作者的靈感來自于尖臍和團臍的螃蟹,真是有生活。

而女國音則是逆時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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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畢竟是很懶惰的生物,即使進化到了有語言的地步,仍然無法拒絕偷懶的本能。
“語言經濟原則”認為,人類在保證語言交際功能的前提下,會有意無意地對言語活動中的力量消耗做出合乎經濟要求的安排,刪繁就簡是人類語言發展的趨向之一。
如此看來,“尖團合流“是符合人類偷懶本性的。而能堅持到現在尖團兩組音還沒相混的,也只有散布在山東山西、安徽陜西、江浙廣東地區的方言,以及幾種地方戲劇。
“女國音”的不同尋常之處正在于此。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女國音”流行起來之前,北京地區至少已經尖團合流二百年了,這種語音“返祖”現象是
極其罕見的。
“女國音”雖然分化出了尖音,但還擔不起復興古代語音的殊榮。對唐宋人乃至今天的吳語粵語使用者來說,哪些字讀尖音哪些字讀團音,都有嚴格規定。“女國音”卻沒有明確的發音原則,一切憑發音者喜好決定,所以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尖團重新分流”。
所以,如果說“女國音”的存在挑戰了“語言經濟原則”,那原因只有一個:女生們追求的,是比省力更為重要的東西。
發嗲是撒嬌,更是性別與階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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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總結,我們發現“女國音”的使用者有以下四個特征:女性、在北京城區出生或長大,至少受過中學教育、年齡集中在青春期到結婚之間。
我們幾乎不會見到使用女國音的男生、女童、外地女性或者中老年女性。因此,可以說“女國音”是一種社會方言。
社會方言,就是特定社會階級的人們使用的語言變體,它受到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的影響,總是體現著特定人群的社會心理。
從這個角度看,“女國音”并不特殊。古今中外,許多女性群體使用過帶有性別區分意味的語言系統:用作同性秘密通信載體的“江永女書”、流行于法國貴族社會的“沙龍語言”、日韓復雜的女性敬語,它們無一不是女性對于“我是誰”的回應。

●江永女書
這么看來,“女國音”也不是憑空出現的。東亞文化對女性的偏好是“嫻靜處如嬌花照水,行動時如弱柳扶風”,欣賞嬌弱溫柔的美,在此影響下,年輕女孩很可能不自覺地追求羞澀可愛的發音方式,“女國音”開口幅度小,發音細軟,符合社會和大部分女性自身對“美”的定義。
雖然民國以來女性逐漸獲得受教育的權利,但至少在解放前,北京國中女學生始終是一個文化程度和社會地位都比較高的群體,文化和階級上的優勢使她們形成強烈的身份認同感,尋求能證明自己“非凡社會地位“的象征物,女國音這種特殊發音方式正是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逆勢而生的。
當然,不管是八萬年前的女智人、八百年前的崔鶯鶯、八十年前的國中女學生,還是八小時前地鐵里給男朋友打電話的小姑娘,每一個擁有性別意識的個體,都會在某些方面展現出自己的性別特征。
所以,臺灣腔也好,“女國音”也好,或許正是那個讓史前女性把貝殼串成項鏈的動機,讓千萬年后的一代又一代的女生熱愛著
發嗲。

參考資料:
楊亦鳴,王為民,《<圓音正考>與<音韻逢源>所記尖團音分合之比較研究》,《中國語文》,2003年第2期;
王為民,張楚,《<圓音正考>索解》,《語言學研究》,2007年第8期;
勁松,瞿靄堂,《尖團音新議》,《語文研究》,2009年第2期;
張璐璐,《淺析語言與社會共變現象——以女國音與嗲音為例》,《作家雜志》,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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