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軍訓，有什么用？

這兩天，軍訓成了熱門話題，很多人想起了自己學生時代軍訓的事。

很多人不解，站軍姿、走正步、練隊列、疊被子，對一個青少年而言，這些行為的意義到底是什么？軍訓這種舶來品，是如何成為每個新生的必經修煉？

今天，壹讀君就聊一聊“軍訓”的事。

跟德國人學來了“軍訓”

提起軍訓，國人通常能聯想到場景大概分為兩種：即使是強迫癥也賞心悅目的分列式，以及洗腦循環的正步踢踏交響曲。而每年為新生祈愿更毒辣的陽光和更面癱的教官，已經成為信奉“有難同當”的學姐學長喜聞樂見的活動之一。

分列式和踢正步，看起來很能揚我軍威，但重復著千百遍的簡諧運動，除了匯報演出給領導看，到底有啥用啊？

這種整齊劃一的隊列，其實是普魯士人的大作。想當年，歐洲軍隊剛裝備火槍的時候，用黑火藥發射出的彈丸射程近且精度差，為了達到滿意的殺傷效果，軍隊必須齊刷刷地一排一排站，集體互相開火，形象地說，就是排隊互相槍斃。

為了提高威懾力，普魯士軍隊還在閱兵中吸取了一種民間的流行舞蹈，它的特征是高抬腿與地面平行。這種行軍方式不但能提神醒腦，梳理隊列，還能制造出震撼大地的威懾音效。

按英國歷史學家諾爾曼？戴維斯的說法：“對于普魯士的敵人來說，正步走象征著普魯士士兵們不僅僅是身穿軍服的農村小伙子，而是武藝超強的超人；對于整個世界來說，正步走象征著普魯士不僅僅是個強國，而且是個高傲的強國。”

而對士兵而言，正步和隊列，嚴格服從命令，就意味著消滅自我，成為隊列和方陣的一部分，對排隊槍斃戰術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只有鐵的紀律和忘我，才能面對敵人的槍口、不斷倒下的伙伴，還能淡定地繼續裝彈、射擊，再裝彈、射擊。

普魯士擊敗法國完成德國統一后，德國軍事教官風靡世界，并將這種齊刷刷的正步隊列擴散到亞洲美洲諸多國家。嚴格的分列式能夠強化集體意識，這一點十分具有吸引力，沙俄第一個主動引進，并在蘇聯時期對廣大社會主義國家傳播。

清政府在1910年頒布了《新定步兵操法》，這是我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隊列條令，師從的依然是德國。1918年11月28日，為慶祝一戰勝利的榮譽，北洋政府在紫禁城舉辦了第一次西式隊列式大閱兵。

按照西式操典進行軍訓，被認為是中國自強、抵御外侮的關鍵，而學生參與軍訓，也指望他們能強身健體，培養尚武精神，以作為后備軍官。所以，不僅當時的軍事院校對學生進行軍訓，北洋大學堂這樣培養法律、翻譯和土木工程的學校，學生也進行軍事化訓練。

中華民國把學生軍訓推向全國

1902年，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就發表《新國民教育》，提出應訓練學生行軍、射靶、擊劍、野外演習等能力。清朝滅亡前10個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上海召開，雖然終于通過了將軍訓貫徹于普通學校的《請定軍國民教育主義案》，但收效甚微。革命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了，再訓練一批尚武精神的學生，在清政府看來是作死行為。

到了民國，在外侮與各地軍閥的壓力下，尚武精神成為了教育界主流。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主張在國民教育中，軍國民教育應占50%。民初許多學校組織了“童子軍”或少年義勇團，學校軍訓迅速展開。

在外憂加劇的時代，尚武的教育思想很自然地被政府重視。1933年，蔣介石下令國民政府，凡高中以上學生軍訓不合格者，不得投考大學，將軍訓作為完成學業和升學的必要條件。

軍訓可以很好地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據調查顯示，自1929年正式實施軍訓到1944年，計專科以上學校受訓學生總數為136901人，在中等學校，這個數字為640591人。抗戰后期，以東北大學師生志愿從軍為發端，更是涌現10萬知識青年從軍熱潮。但是，在那個大部分士兵都無法受到合格軍事訓練的年代，學生軍訓的成果，也可以說微乎其微。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還在國歌里高唱，軍事訓練自然必不可少。在1955年頒布的《兵役法》中，就規定了高級中學及以上學校學生在征集前應當接受軍訓。到了1984年版的《兵役法》，正式規定“普通高等學校的學生在就學期間，必須接受基本軍事訓練。”

從1985年到1988年，對全國院校進行了一系列軍訓試點，到了1996年，試點數字達到157所。

據不完全統計，在今天，我國已有大約500所高等院校和近3000所中等學校開展學生軍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