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經常出現在學生制作的電影中。存在主義是由19世紀哲學家瑟倫·克爾凱郭爾和弗里德里希·尼采開創的。它非常適合20世紀的智力和藝術運動,因為它不依賴于對上帝或其他信仰形而上學的因素。世界大戰后,對過去態度的幻滅普遍存在,導致哲學和藝術作品玩世不恭、自然主義,在基調和結構上與舊作品有著根本的不同。讓·保羅·薩特的戲劇《無出口》和阿爾伯特·加繆的小說《陌生人》,這兩部作品都是二戰時期法國創作的,都是這場運動的決定性文學作品。電影中的存在主義很快就在法國新浪潮的開創性和影響深遠的藝術電影中顯現出來。
存在主義認為,生命不是由人來指揮的。經典的新浪潮電影,吉恩·盧克·戈達爾的小說《氣喘吁吁》,講述了一個無法無天、命中注定的主人公,與加繆小說中的主人公相似就像電影中的許多存在主義作品一樣,它摒棄了傳統的講故事技巧來呈現一個生活是任意和荒謬的世界。弗朗索瓦·特魯法特和阿蘭·雷斯奈斯這樣的電影制作人將他們自己的存在主義方法運用到作品中,比如《朱爾斯與吉姆》和《去年在馬里恩巴德》上的作品,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在全世界都很有影響力,廣受好評。在美國,它們在電影學生中很受歡迎,其中包括后來幾十年最成功的一些導演,在1957年的《光榮之路》和1973年的《發條橙》等電影中探索了存在主義。這兩部電影都發現他們的中心人物被困在既不道德也不理智的法律制度中。科波拉1979年的經典作品《現代啟示錄》(Apocalype Now)給戰爭電影帶來了同樣的手法,反映了許多美國人對越戰的態度。現代電影《唐尼·達科》和《美國美人》將荒誕劇置于郊區背景下。在1999年的《搏擊俱樂部》中,分裂的主人公用他們的存在主義哲學作為反抗社會所有標準的動機在存在主義中,即使是像死亡和監禁這樣的事件也可能是毫無意義和荒謬的。存在主義的戲劇以陰郁和陰郁著稱,但存在主義在電影中經常渲染這種荒誕,以達到黑暗的喜劇效果。喜劇團Monty Python在其電影和小品中處理了許多哲學主題,包括存在主義。這一點在他們的最后一部電影《生命的意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盡管它的標題很高。喬爾和伊桑·科恩以其劇本的高智力水平而聞名,他們在1998年的存在主義喜劇《大勒博夫斯基》(The Big Lebowski)中將一個不幸的嬉皮士置于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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