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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變得更聰明?

    偉大的科學包羅萬象,其中宏偉的理論更是讓人們感到驚嘆。從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到伽莫夫的宇宙大爆炸學說,這些精彩的宏論給我們帶來了無比美妙的感受,只是……它們似乎太脫離日常生活了。相比之下,另外還有一些不那么引人關注的科學道理,它們很少成為媒體和大眾的焦點話題,但比較實用,可以為我們的人生導航。

    比如,下邊的5個科學道理,如果能夠對其加以了解或者運用,我們就可以活得更聰明、更健康、更快樂。

    識別非理性行為,幫我們合理決斷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心理學家們一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那就是理解為什么人的行為和決策常常偏離理性,而現在,人們已經開始學會如何利用心理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了。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你正在英國旅游,早上起床后,第一次來到一間英式咖啡館吃早餐。你打開菜單,內容如下:全套英式早餐9.95英鎊;煙熏鮭魚和煎蛋5.95英鎊;蛋奶烘餅加楓糖漿4.75英鎊;水煮蛋加烤面包4.00英鎊。你不知道你會喜歡哪款早餐或者哪款性價比更高,略作思考后,就選擇了煙熏鮭魚和煎蛋——其實大多數第一次來到這兒的人也會做同樣的選擇。

    為什么會這樣?咖啡館實際上利用了心理學上所謂的相對論效應。這里的相對論不是愛因斯坦的那套理論,而是說在沒有參照物的情況下,我們對于物品價值的評價能力很糟糕。正如美國杜克大學的丹·艾瑞里教授在《怪誕行為學》中所說,人類“心中缺乏一把可以丈量物品價值的尺子”。在咖啡館中,昂貴的英式套餐讓5.95英鎊的鮭魚看上去物超所值,但如果把它從菜單中去掉,大多數人就會選擇更便宜的另外兩種早餐了。

    類似的,在我們購物時,錨定效應又開始起作用。我們計劃用50元買鞋子,但是在商店里,我們相中了一雙100元的鞋子,這超出了預算。然后,店員介紹了類似款式、標價75元的鞋子,我們毫不猶豫就將它買下來。100元的標價將我們對價格的期望錨定,75元的第二個標價看上去就好像是折扣了。最后,我們感覺買了一雙便宜的鞋子,但實際上花費超出了預算。

    更進一步說,其實無論什么買賣,人們的非理性行為都會持續出現。一種叫做雙曲貼現的行為,又稱為非理性折現,是指人們寧愿要金額較小的眼前酬勞也不要金額較大的日后報酬,例如,大多數人會選擇今天拿20元,而不是一年后的今天拿到100元。所以這使得有關養老金計劃的投資都很難做。

    然后就是沉沒成本謬論。我們在決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僅看這件事情對自己有沒有好處,而且也看過去是不是已經在這件事情上面有過投入。我們把這些已經發生不可以收回的支出,如時間、金錢、精力等稱為沉沒成本。事實上,因為過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既然不能挽回,就應該讓它過去,在做決定時應將其忽略。然而,我們習慣于堅持一些已經“投資”過的事情,即使它被證明是很壞的主意。所以,當買了音樂會的門票時,外邊刮著狂風暴雨你也會去參加,然后你會因此感冒。另一個經典的例子就是協和式超音速飛機,它一直沒有什么盈利,但卻堅持飛了幾十年的時間,僅僅是因為人們舍不得已經沉沒的研發成本。

    心理學家們認為,這些非理性行為是內嵌在人們心里的,難以擺脫,其產生原因可能來自于進化。當人類面臨難以評估的信息時,這些非理性行為可以幫助我們迅速作出決策。比如,在一個果實日漸枯竭的地方繼續生活還是轉移到一處新的但不一定適合生存的森林?非理性行為會建議人類待在原處,減少潛在危險。但是在復雜的現代社會,我們則更需要講究理性分析——要透徹分析一個行為的各種可能性。能夠識別這些非理性行為,不僅可以幫我們省錢,更有助于我們做出合理的決策。


    正能量的啟示——安慰劑效應

    當你生病的時候,有些人會向你建議一些奇怪的療法,比如通過觸摸或者磁場引入對抗疾病的“靈氣”,或者讓你吃一些成分不明的奇怪藥丸,科學家們將這些醫療手段統稱為安慰劑。理性的人對安慰劑深感懷疑,因為它缺乏生理學上的依據。然而,長期以來,安慰劑已經被證明特別適用于緩解痛苦、抑郁和焦慮,而且它們在治療哮喘、腸道疾病以及帕金森病時也是有效的。為什么安慰劑這么有效?

    科學家原本認為,療效來源于安慰劑效應。也就是說,當我們相信某種藥丸(或者某種所謂的治療手段)有效時,我們往往就會感覺更好,即使這顆藥丸只是一粒無任何有效成分的糖。所以,要讓安慰劑發揮效果,必須對病人進行欺騙——如果病人知道它吃的不是真正的藥,你怎么指望他們能夠好起來呢?

    但是,哈佛大學的科學家指出,醫生在用藥中即使不欺騙病人,也可以使安慰劑起效。

    數十名患有“腸易激綜合征”的病人參加了哈佛大學的研究。腸易激綜合征的癥狀包括腹痛、腹脹、便秘以及腹瀉,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能維持癥狀,讓病情不惡化就已經不錯了。參與研究的大部分病人癥狀都很嚴重,科學家將他們隨機分配到安慰劑治療組和無治療組。那些接受安慰劑治療的病人會被告知,他們服用的是由“藥理惰性物質”(比如淀粉、乳糖)做成的安慰劑藥片。研究結果發現,無治療組中只有39%的病人病情好轉,而安慰劑治療組中有59%的病人有好轉。安慰劑的療效大致等同于那些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的特效藥,但是安慰劑更安全,因為那些特效藥會產生很大的副作用。

    科學家已經知道了安慰劑效應的物質基礎,服用安慰劑之后,病人積極的體驗和思維可以通過條件反射令身體釋放多種具有鎮痛作用的化學物質,比如內啡肽、兒茶酚胺、氫化可的松、腎上腺素,大腦產生的天然止痛劑多巴胺也在其中。但是,病人不被欺騙時,安慰劑為什么仍會發揮作用呢?科學家們猜想,也許僅僅依靠單純的積極心態就足以產生安慰劑效應,有的醫院引進了虛擬風景來幫助治療,就是因為美麗的風景可以使患者更積極。

    哈佛大學的實驗使科學家們認識到,良好的社會關系,最能使病人產生這種積極心態。在實驗中,科學家們誠懇地告知患者,這些藥丸是安慰劑,這種良好的醫患關系產生了一種溫情,使患者變得積極。另外還有一個證據,科學家們發現,使人們更有合作性和社會性的激素能夠強化安慰劑效應,比如,幫助人們建立信任、團結和發展關系的“擁抱化學物質”——催產素能增強安慰劑效應,至少在男性中是這樣的,另一種與信任和忠誠聯系的激素——加壓素也擁有類似作用。

    科學家們提倡人們理解安慰劑效應,并不是說這種療法能夠替代藥物或手術治療。他們更希望人們明白的是,人生的正能量——良好的社會關系和心態不僅有助于你事業的成功,也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要對統計數字保持警惕

    馬克·吐溫說過,世界上有三種謊言,那就是“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這句話主要用來諷刺一些使用統計數字做支持、但毫無說服力的分析報告。然而,統計學確實是一門重要的科學,從推廣新的特效藥到制定一項政府政策,都離不開對于大量調查研究的統計,人們所做的重大決定都要以某種統計數字作為重要依據。

    問題是,我們很少有人能夠正確理解這些統計數字,不僅僅是普通人,就連一些數學專家也沒有經歷過統計思維的訓練。而且,有許多因素會影響統計數字的可靠性,比如,樣本含量的多少、錯誤信息量的大小以及絕對風險和相對風險之間的概念差異。通常這些因素是不可能從一個光禿禿的數字中體現出來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很容易因為統計數字的不正確性或者誤用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在社會生活中,就有很多誤用統計數字的經典案例。

    比如,在發生9·11事件的那一年里,由于飛機受到恐怖襲擊的可能性遠高于地面旅行,因此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放棄乘坐飛機,轉而選擇開車長途遠行。可是,他們只記住了飛機上發生恐怖襲擊的相對高的概率,卻完全忽略了對于旅行來說更加重要的風險統計數字——安全系數,實際上,飛機的安全系數要遠遠高于汽車。這種對統計數字的偏信,使得那一年高速公路行駛距離增長了5%,道路交通意外死亡人數在一年里逐月上升,已經超過了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根據統計,約有1600人喪身交通意外,而與此相對照的是,航空旅客及空乘人員的傷亡人數只有256人,其中還包括了9·11事件的傷亡數字。

    又比如,1995年,英國醫藥安全委員會發布了一個關于患病率的統計數字——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藥的人患血栓癥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兩倍。這個研究結果很快傳遍英國。醫生和藥劑師們紛紛向婦女們傳達了由這個統計數字而得出的警告信息:慎重服用第三代口服避孕藥。結果,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在英國,意外懷孕與妊辰激增,流產案例增加了上萬人次。盡管這些醫生和藥劑師都接受過專業的醫學培訓,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在英國,出現血栓病的絕對風險數量只有3000多人,增加一倍才只有7000人,而且,服用第三代避孕藥導致血栓癥的風險也遠遠不及因懷孕而流產所導致的風險。因此,血栓患病率的統計數字其實有兩種描述方式:一是患病概率相對增長100%,二是絕對的患病風險數量增長到7000人次。前者很容易占據新聞頭條并引起人們跟風,后者數據雖然更清晰明了,但卻因為不會引起關注而被數據發布者忽略掉。

    那么,我們如何正確理解、應用統計數字呢?首先就是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確定性,無論什么事請都是有風險的,我們確實需要把這種風險量化。其次,注意那些包含絕對風險、而非相對風險的數字。當你讀到某種藥物“將減少50%患中風病的危險”時,如果首先你不知道你患中風病的絕對風險,那么這個“50%”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如果中風病的絕對風險總共只有0.4%,那么藥物的作用雖然減少了50%,其實也是微不足道的。最后,我們一定要關注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你被告知某種藥物的好處,那么你也一定要向醫生詢問潛在的壞處。你不該只知道藥物是否減少了某種病的發病率,你更應該關心的是服用這種藥物,以及不服用這種藥物,5年之后會發生什么。

    總之,不要過于迷信統計數字,習慣于對統計數字保持高度警惕,對我們來說總是有好處的。

    威力驚人的指數增長

    “人類最大的缺點在于,我們沒有充分理解指數函數。”這句話出自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巴特利特。事實證明,他的話有一定的道理。利用指數的概念,人們發明了科學計數法,巨大而且難以想象的數字,都可以用指數輕松地表示出來,然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指數增長的力量還是遠遠超越了我們的直覺。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能夠說明指數增長的隱蔽性。在印度,有一位聰明人發明了恰圖蘭卡,這是一個正方形棋盤,上面畫著8×8共64個方格。據說這個棋盤是國際象棋、日本將棋和泰國象棋的共同祖先,并與中國象棋和朝鮮將棋有關。當這位聰明人向國王呈上這個64格棋盤的時候,國王問及他想要的賞賜。聰明人要求在棋盤的第一個格子里放一粒麥子,在第二個格子里放兩粒,第三個格子里放四粒,第四個格子里放八粒……以此類推下去,每一個格子里麥粒數都比前一個格子加倍,把這樣擺滿了棋盤上所有64格的麥粒作為獎賞。這個要求聽上去胃口并不大,國王答應了。但是國王很快就發現,聰明人索求的麥子是他無論如何都拿不出來的。雖然僅需要一袋麥粒就可以填完棋盤的前一半格子,但到了后一半棋盤的格子,數量翻倍的威力突然顯現,國王需要兌現的麥粒數失控了,他需要超過1800億億粒麥子才能填完第64個格子。

    這個故事充分體現了指數增長的特點——早期的增長幾乎讓人們覺察不到,經過一個臨界點之后,數字就會爆炸性猛增,一塊“石頭”瞬間變成了一座“大山”,但是,人類的大腦習慣于線性地看問題,對指數型增長則常常手足無措。因此,注意到指數增長的特點,這對于人類預測未來是非常有幫助的。

    早在上世紀50年代,科學家們就開始猜測,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可能隱藏著某種模式,如果能夠找到這種模式,人類就可以預測未來。到了60年代,戈登·摩爾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很快就成了所有預測技術發展趨勢的規律中最著名的一個——摩爾定律。摩爾指出,自從1958年人類發明了集成電路之后,每隔18個月,在一個集成電路芯片上的晶體管數目就會增加一倍,這實際上意味著,每過18個月,以同樣的價格可以買到運行速度是原來兩倍的電腦,這種趨勢還將會“至少再持續10年”。其實,摩爾的結論被證明是非常保守了,這種趨勢已經持續了50多年,演變成了著名的“摩爾定律”。在1975年間,摩爾對摩爾定律進行了修正,把時間修正為每兩年增加一倍。但不管怎樣,他所描述的這種增長模式仍然是指數型的。30年前PC剛剛誕生時,即便最樂觀的科技評論者,也難以想象PC能夠如此迅速地進入每個人的生活。但事實上,在摩爾定律的作用下,PC的大規模普及已然發生,更便攜的智能手機和iPad更是幾乎人手一部。

    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指出,預測未來,必須要有指數型增長的思想。人類目前的科技發展程度仿佛正處在“恰圖蘭卡棋盤的中央”,科技的指數增長已經將人類帶到了“奇點”,未來的科技將開始呈爆炸式的發展,庫茲韋爾由此對人類未來做了兩個預測。

    第一個預測與人類壽命有關。現代生物學越來越多地把基因看成是“軟件”,越來越了解它的運作機制,基因技術的發展也是指數增長的模式。比如,于1990年啟動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在1997年的時候,科學家也只破譯了人類基因數據的1%,而到了2005年,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測序工作就已經全部完成了。隨著醫療與生物學、信息技術的結合,在不久的未來,人類遠離疾病避免衰老也是完全可期的。在10到15年之后,隨著醫療的指數式發展,人類平均壽命每年將提高 1歲 以上,如此下去,長壽的奇點就會爆發。

    第二個預測與人工智能有關。庫茲韋爾認為,按照指數增長,到2029年,計算機將能夠做人類可以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從經驗中學習、講笑話、講故事、講感情等,這一年計算機將會通過圖靈測試,人工智能將可以代替人類智能。

    博弈論教我們如何講究策略

    在電影《美麗心靈》中,約翰·納什和數學系的男同學們坐在煙霧繚繞的酒吧。一群女人走了進來,男生們開始相互調侃,粗估著約會的成功率,而納什卻突發靈感:有沒有一種合乎邏輯的、可以用數學計算出來的最佳搭訕策略呢?接下來的事情觀眾們都清楚了。納什陷入沉思,蹣跚地走出酒吧,然后整晚瘋狂地涂鴉著高深莫測的方程……電影中的情節看上去有點愚蠢,在現實世界里幾乎不會發生。但是這個笨手笨腳的好萊塢故事暗示了一個道理:博弈論,這一因約翰·納什而聞名世界的高深數學,可以應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確實常常用到博弈論,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罷了。比如,當你在思考自己應該做什么,同時考慮別人可能做出的反應時,你已經在使用最基本的博弈論思想了。只不過當事情變得更復雜,或者事情涉及的人數更多時,我們就會開始犯糊涂了。科學家建議,我們沒有必要像數學專家那樣研究博弈論,只是稍微了解一些博弈論的知識,就可以獲得一些見解,使我們做事情更加明智。

    比如,我們要知道,博弈是有許多類型的。泛泛地說,博弈論可以分為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獲益是另一方的損失,比如打撲克或者下國際象棋,這時你最好的選擇就是“損人利己”,不過這種情況在生活中出現的次數不多。

    相比之下,非零和博弈更常見也更加復雜,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囚徒困境模型。在這個場景中,你和另外一個囚徒都希望盡快被釋放(這需要自己認罪同時對方抵賴),但雙方都不會為對方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博弈論告訴你,最佳的選擇就是雙方都認罪。這個決定就是所謂的納什均衡。追求納什均衡的例子在生活中隨處可見。用最簡單的理解方式,納什均衡也可以理解成一種互利的思想,比如社區里相鄰的地方有兩家飯店,一家賣豆漿,一家賣油條。有相當一部分客人是買了油條并配合豆漿來做早餐的,根據納什均衡,兩家店應該合作,共享客流。如果賣豆漿的覺得賣油條的搶了生意,雙方產生矛盾,一方將另一方擠走,那么結果可能會是連帶自己的生意也不行了。

    “懦夫博弈”是另外一個在生活中給人啟示的例子。在這里,兩位司機開車沖向對方,其中任何一位司機都可以在相撞前轉向而避免車禍,但轉向者將被視為懦夫。在這里,納什均衡將會是任意一個司機提前轉向,這樣可以避免車毀人傷的局面。但是,博弈論還可以給出另外一個出路。其中一個司機通過改變游戲規則來強制達到對個人有利的結果,比如把方向盤拆掉,然后另一位司機則只能轉向。換句話說,你讓你的對手意識到他別無選擇,只能采取特定的行為,然后迫使他做出了你想讓他做的事情。這聽上去似乎有點矛盾,但事實就是這樣,你限制了自己的選擇,卻會給自己帶來更好的結果。

    上述道理可以應用到商業活動中,比如你要購買一件商品,你定好了價格并做出“要么接受報價要么不交易”的表態,那么你就可以迫使賣方做出一個選擇:出售或者不出售。這種方法適用于任何討價還價場景之中,也適用于找工作時制定工資標準。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博弈論并不是萬能的。博弈論發揮作用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假設我們的行為全都是理性的,但我們已經知道,人們存在許多非理性行為,這一點即使博弈論專家也無法免俗。

    上述的5個科學道理,源自科學家們對生活的體悟,隨著人們認識的提高,還會有越來越多的科學道理用于生活中,科學與生活結合的故事也將會越來越精彩,這里所寫的,只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本文源自大科技*百科新說016年第3期文章)

    • 發表于 2016-03-2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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