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所有女性：灰色強奸，比你想象的要近

導語：本文話題稍顯沉重，可能會引起部分讀者不適。然而，這并不應該成為我們忽略漠視的托詞。畢竟，你的家人、朋友、所愛之人、甚至是你自己，都有可能成為文中描述的受害者。這不是危言聳聽。未發生，不代表不會發生。只有讓世人知曉，把光明投進最深的黑暗處，使社會和司法系統做出改變，我們，她們，才能得到每一個人都理應擁有的安全感，和生以為人的權利。

當陌生人對你上下其手時，我們可以把他定義為性侵。但當一個女性遭遇“灰色強奸”的時候應該怎么辦？

“你知道嗎？五個女性之中就有一個被性侵過，”我的繼父這么跟我說。

“你的某個朋友很有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被強奸。”

當時我還在上中學。那時候，我聽了大量的“憤怒的女孩的音樂”，特別是多莉·艾莫絲的歌。多莉·艾莫絲也曾經被強奸過。在她21歲的時候，在一次洛杉磯的表演之后，她被一名持刀歹徒強奸了。這正是她的歌曲中這類主題出現的原因。

這是毫無征兆的，特別是當它發生在你身邊，并且不帶有暴力攻擊的時候。

在我的六人圈之外的一個女孩（我們每個學期都會組成不同的小圈子），在八年級的時候，她在一個派對上睡著了。她跟我說，在她毫無知覺之后，有一個男孩對她動手動腳的。“但這無所謂，”她說，“不管怎樣，我們現在在一起了。”“這算是強奸嗎？”我很疑惑。這件事看起來很不對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被占了便宜。但是她自己覺得無所謂。如果當時我在那里，我肯定會告訴她這件事是不對的。

在高中生涯結束的時候，類似的情況越來越多了。另一個朋友承認她和她繼哥哥有了類似的關系。當家里每個人都睡著之后，她哥哥就會在她的房間里呆著。但是她在學校里面有男朋友，她想要結束和她哥哥的這種關系。無論如何，你都不可能會告訴家長們這種事情。準確的來說，這不能算是什么嚴重的錯誤。而她自己也說：“他只是有些熱情，他只是愛上我了。”

對大部分人來說，犯罪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孩，總會有人提醒你外面會有危險，但從未有人告訴你，你可能會看不見它的到來。或者，更糟糕的是，當它出現的時候，你無法區分，在它發生之后，你無法定義。

18歲的時候，我去紐約上大學，課余時間在一家餐館打工。當時我迷戀上一個男作家。后來跟他認識了，搞到了一起，這個時候我是很激動的。他的詩很受我老師的推崇。他像一個電影明星一樣帥氣，有藝術家的氣質，但毫不委婉的說，他是一個酒鬼。每次我們見面的時候，他不是在喝酒，就是在喝酒的路上。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們會一起出去喝酒（帶上我的假身份證），喝醉了就躺在地板上或沙發上，或像小狗一樣蜷縮在沙發床上。我覺得我是戀愛了一兩周（就像所有的青少年認為他們陷入愛里的時候一樣）。然后，我們就分道揚鑣，去認識其他人，參加其他的派對了。

說了這么多只是為了引出下面的這件事。從它發生到現在已經六年了，但是我只告訴過4個人，我也從未把它記錄下來。甚至沒有跟幫助我從抑郁癥中走出來的心理治療師說過。

他們說五分之四的性侵案件都是熟人作案，而這也是我的故事。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法律與秩序：特殊受害者》中并無雷同。我沒有被下藥，沒有喝醉，也沒有人按住我，不讓我掙扎。當它發生的時候，我甚至都不是一個人。

那年12月上旬的一個晚上，他和我，還有一個女性朋友一起小聚。我們在她的公寓里小酌了幾杯。我們從性談到愛，從愛談到寫作，畢竟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晚上，作者們除了這些還能談論點什么呢？我笑著對他們說，自己即將和學校里的一個男孩交往。大約凌晨三四點的時候，我們準備睡覺了。那個女孩睡在了自己的床上。

“你們倆這關系，一起睡在沙發上沒問題吧？”當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毫無詢問的意思。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被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好幾個月。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是以一個旁邊者的身上在看一個陌生人的故事。畢竟這么多年以來，我都盡量不去想它，也不去講它，這件事終于慢慢地在我的記憶中褪去。

一開始，我們是在睡覺的，但緊接著就不僅僅是睡覺這么簡單了。當我醒來的時候，他的手在毛毯底下沿著我的身體游走。然后，我們就發生關系了，或者說是，我躺在那里，假裝睡著了，而他在和我發生性關系。我并不是自愿的，但我也沒有制止。當時，我腦海中最強烈的念頭竟然是不要吵醒睡在不遠處的那個女孩。不知為何，在那一刻，對我來說這竟然成了更重要的事情。在那結束之后，我試圖再次入睡，因為現在回家太早了。我不想解釋，為什么這么早就要離開。所以我清醒地在沙發上躺了一兩個小時。

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件事感覺并不是強奸，但可能是強奸的“妹妹”。顯然它跟跟強奸有相同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

自此以后，我沒有再跟他有任何聯系，也沒有跟他見面。大概一周以后，他在網上給我發了一條信息。不知道他在紐約的時候發生了什么，讓他意識到‘他有一些作為成年人應該做的事’。“我想讓你知道我很抱歉我對你做了那種事情，而我們的交往，至少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那個晚上的事情，還是之前那許許多多個喝醉的夜晚。或許它們都需要一個道歉。

我沒有告訴別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這不是因為我害怕或者受到了傷害：而是很羞愧。如果在一個公寓里，我的朋友就睡在不到五英尺遠的地方，我都不能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那么我還能保護自己免受別的傷害嗎？也許我并不是自己認為的那個堅強的年輕女孩。

這種羞愧感并沒有消失，在接下來的幾年內，那個夜晚發生的事情帶來的模糊感變成了一些別的東西。雖然這件事并沒有嚴重到足以讓行兇者入獄，但我知道，這件事和那些發生我朋友身上的事情并沒有什么不同。

這就是灰色強奸。

以前，說起強奸，我腦海中就會浮現這樣的畫面：在戰爭期間，敵人在掃蕩村莊，而村中的女性也被他們擄上馬。媒體上展現的關于強奸的圖片也都是暴利的、鮮明的。只要看看被害者是否同意發生性關系，你可以清楚的知道這是不是強奸。令人不安的是，一句簡單的“非自愿”就可以將你認識的某些人變成罪犯。但它確實可以。

對于非暴力的性侵有這樣一個有爭議的術語：灰色強奸。它指的是未征得雙方同意的性接觸。對于受害者來講，這就是犯罪。

我只從電影或者電視中看到類似多莉·艾莫絲這種暴力的強奸案例。我還是認為只有這樣的事件才能被定義為強奸，而不是發生我和我朋友身上那些模糊的版本。當我想起強奸的時候，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會浮現在腦海之中。因此，我甚至會覺得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如果只看陌生人所犯下的性侵案件，其中只有11%是攜帶武器作案的。

我們之前對于強奸的所有定義都是錯的。

東卡萊那大學的希瑟·利特爾頓教授是一個心理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性侵后創傷方面的專家。利特爾頓提出，性侵犯通常包括一個年輕的、漂亮的受害者，暴力因素和酒醉。

現今，由于媒體對于伴隨著派對和酒精的大學校園強奸案件的關注，我們對于強奸的概念已經開放了一點了。“但是這些案件中仍然包含大量的暴力侵害特征，”利特爾頓說道。“人們認為這就是典型的強奸，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歸類造成的問題不僅限于人們對強奸的錯誤認知。“如果你對即將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不知所措，”利特爾頓補充道，“這會影響到你是否有能力拒絕，或是你在這種情況下所能采取的措施。”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這么多的受害者在非自愿的情況下與別人發生了性關系，但當被問到這是否是強奸的時候，她們又說不是。

包括我——曾經有段時間，我也認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強奸。

在這件事情發生的幾年后，我當時的男朋友收到邀請參加一個派對，而那個侵犯我的人很有可能也會參加這個聚會。我無法解釋為什么不想讓他去。我已經告訴他發生在我身上的那件事，但是用了那些我曾經告訴過自己的模糊不清的描述。類似這樣：我們當時在睡覺，我感覺他好像跟我發生性關系了。我男朋友聽了以后覺得這沒什么大不了，不夠成為阻止他去參加這個派對的有力理由。在我們爭執的最后，我大喊道：

“他強奸了我！”

我從未大聲地說出過這樣的話。即將在我的腦海中，這也只是一個疑問句。將這件事定義為“強奸”，不僅確定了行兇者的罪行，也將那個我們共同的朋友看成了共犯。在這個時候，那個睡在不遠處的女孩已經聽過了我的“模糊版的”案件陳述，卻仍然邀請他參加派對，甚至把他帶去和自己的其他朋友一起玩。在經歷了這樣“可能是強奸，可能不是”的事情后，你的生活是可以回到正常的軌道，因為你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嚴重的）誤解而已。

在我說了這句話之后，我沉默了，試圖收回這句話。他說：“但你的描述聽起來并不是所謂的強奸。”無論如何，他還是去了那個派對。

許多人已經意識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是強奸，而非聲明模糊的錯誤。利特爾頓和這些女性正在尋求更多的支持。“但她們并不想給自己貼上受害者的標簽，也不想把自己關心的，或是有交集的某些人看成壞人。”如果你講出完整的故事，就相當于在強迫一些人選擇他們的立場。

如果那個侵犯我的人已經在我的社交圈邊緣了，我會毫不愧疚地給他貼上“強奸犯”的標簽。做出顛覆你的社交生活的決定是不容易的，不管是不是發生了這種過分的強奸案件。一旦將之稱為強奸，就沒有后退的可能了。在受害者和旁觀者看來，這種所謂的灰色強奸并不是十惡不赦的。

然而，致力于研究性侵帶來的長期傷害的哈佛醫學院的心理學家吉姆·霍珀認為，那些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到性侵的受害者們可能會遭受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雖然你不知道自己遭受了什么，但這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就是一件非常壞的事情。”他補充道：“我們可以稱之為‘非暴力強奸’，但它仍是一個可怕的經歷。這個過程伴隨著恐懼、震驚和害怕。”一般來講，受害者需要一段時間來梳理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當她這么做的時候，身體中的恐懼會被激活，產生壓力的化學物質也被釋放出來。“據我們所知，這些化學物質會對前額皮質造成損傷，”霍珀告訴我。就像是在坐過山車的過程中由于害怕而造成的損傷，你會喪失復雜思維的能力，盤旋在你腦海中的只有一個念頭“我的天哪，趕緊讓我下去！”。

“你會暈倒，會渾身僵硬，會神游天外，也可能會把注意力放在樓下大街上各種車水馬龍的聲音。但你的大腦已經察覺到了你在經歷這些可怕的感受，”霍珀描述了一些受害者的經歷。“這些都可能會發生在‘非暴力’、‘非陌生人’的強奸案當中。”

任何人在傾聽受害者回憶案件的時候，無論他是一個朋友還是一個采訪者，他都會把關注點放在她是否認識她的行兇者，當案件發生的時候旁邊是否有人，或是案件當中是否含有暴力因素。“但是當你詳細了解受害者的經歷的時候，這件事就類似于你的需求、你的經歷、你的意愿都會被一個本以為可以信任的人所忽略。”霍珀接著描述了伴隨著被性侵而來的恥辱感：

你會一直責怪自己為什么不反抗，為什么不承認這就是強奸，最后對自己的責怪甚至于超過對行兇者的責怪。

在開展這項研究的時候，在采訪這些專家的過程中，我都沒有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受害者。每當人們問起我為什么會想到這個主題的時候，我總是跟他們打哈哈岔開話題。這真是太尷尬了。結果，我的受訪者們告訴我，這些女性的經驗也適用于我。通過電話來詳細敘述你最大的最羞恥的秘密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特別是當你做了這么久的局外人。不幸的是，你的經歷都太普遍了。相反地，可能那些能夠清楚地定義每一次性經驗的女性才是古怪的局外人。

給這些事件貼上“強奸”的標簽以后，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如果有人問我是否所有的強奸犯都應該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擔后果，我會毫不猶豫地問答“是的”。

如果當時我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是強奸，我會理智地采取下一步行動，報警，進行新聞指控，并試圖給這個我認識的人定罪。“刑事司法系統建立的整個目的就是推卸責任，”瑪麗·科斯說。她是亞利桑那大學的教授，也是全美首個研究熟人強奸的作者，和一個“恢復性司法”的支持者。性司法是一個用于應對性騷擾的輔助系統。雖然犯罪就是犯罪，但是科斯認為每個受害者和他們的行兇者之間的情況是不同的。 “我們需要想出一個可以包納這些不同情況的系統。”

她最關心的是那些經常需要承擔刑事訴訟給他們帶來壓力的受害者。“理論上，我們對會追究行兇者的責任，但我們也都知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同時也會評估他們想要加之于受害者身上的責任。相比于將刑事訴訟的權利、獲得公平正義的權利交到起訴人手中，對這種行為作出懲罰，他們更傾向于希望可以通過一些舉動來彌補這件事帶來的傷害。

科斯的工作重點往往集中在大學生身上，他經常遇到像我一樣，為這件事情帶來的影響所困擾的人。“他們不想毀了誰的生活，但他們確實想講出自己的故事，”科斯說。“他們渴望被認可，渴望得到信任，渴望得到法律的保護。”不幸的是，這三樣東西是很難得到的。

想要保證公平正義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施暴者必須第一時間就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并真心悔過；而這個審判過程可以由刑事司法制度來執行，這并非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所以對于那些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強奸的受害者來講，他們不需要在保持沉默和將某人送進監獄這兩個選項中做出選擇。這個方法可以讓他們松一口氣。我從未想過有人可以傾聽我的故事，特別是在我被強奸后的一年內。

坦白來講，給自己貼上受害者的標簽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特別是在你自己已經否認了這么多年以后。但這么做還是好過于一下這種情況：多年的自我反省和不斷地被提醒自己在那個關鍵時刻讓自己失望了。

現在，讓我大聲地講出“我被強奸了”，還是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在意識這種事情有多么普遍以后，我還是不能組織合適的語句來表述它。在這么多年以后，我已經和那個圈子里的朋友完全疏遠了，也許是因為害怕他們會選擇站在行兇者那邊，而不支持我。

今天，我至少有勇氣講出自己的故事。我稱之為真正的進步。像我這樣的人被稱為“未確認的受害者”。從我們的經歷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類事情是：不被承認的、被忽視的、被遺忘的、被忽略的。

但幸運的是，并不會永遠這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原文鏈接：https://aeon.co/essays/is-there-such-a-thing-as-an-almost-rape

原文作者：Tove K Danovich

譯：德芙和樂之 | 壹心理翻譯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