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正的了解文身嗎？

從東方回到西方

文身的英文“tattoo”，源自于塔西提語言中的“tatau”，意為“在身上劃下記號”。

約瑟芬·班克斯（JosephBanks）在探險家詹姆斯·庫克1769年的南太平洋航海紀錄中（他作為自然學家參與了這次航行），首次提到這個在波利尼西亞文化中有著重要意義的詞匯。

而如今被我們當做文化，甚至藝術現象的文身，最開始很可能源自一種醫學實踐。論據來自于1991年在阿爾卑斯山冰層中發現的“奧茲冰人”。

科學家在這具保存完好的青銅時代居民遺體上，發現了40多處文身。“奧茲冰人”的文身只是點線的簡單組合，這些文身代表著什么？

“奧茲冰人”的文身

由于缺乏其他資料佐證，我們已經很難找到確切答案，但是有一種假設頗為流行：這些特殊位置的圖案是為緩解關節疼痛和治療某些疾病而紋的，作用類似中醫的針灸。

文身在地中海地區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遭遇到第一次“全面打擊”。崇尚自然軀體的希臘和羅馬人，很難接受文身，尤其公元4世紀，羅馬有了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之后，文身開始作為罪犯的特殊標志使用。

787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頒布法令，視文身為異教和迷信的象征，禁止在身體的任何部位出現。此后禁令被不斷強化，終于，11世紀左右，文身的車輪在歐洲徹底停止下來。

說來也巧，從古羅馬時代開始，文身就和不列顛島上的居民結下了不解之緣。羅馬戰士的文身愛好，很多是在與不列顛人交戰的過程中養成的（當時的不列顛武士喜歡將文身當做榮耀的象征）。

而文身于歐洲銷聲匿跡了600年后，又是英國人再次將“它”帶了回來——也許用“他”更合適一點，因為這次出現在倫敦居民面前的是個活生生的人。

1691年9月，冒險家威廉·丹皮爾（WilliamDampier）從菲律賓帶回來一個滿是文身的奴隸吉奧羅，希望在倫敦靠展出這個奇異的“野蠻人”撈上一筆。

倫敦人對吉奧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但天不遂人愿，吉奧羅登陸英倫沒多久就因感染天花而死。雖然威廉·丹皮爾的發財計劃泡了湯，但倫敦人有幸在幾個世紀之后重新看到了文身，從此這種為宗教所不容的風俗，總算在歐洲又扎了根。

水手與國王

到了18世紀庫克船長的南太平洋航行之后，英國人對文身的態度已經開始從獵奇向嘗試轉變了，領風氣之先的自然是需要四海航行的水手。

又過了大約一個世紀，當時的威爾士王子（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出訪耶路撒冷時，在自己的胳膊上文上了一只耶路撒冷十字架，這幾乎象征著王室對文身的正式認可。

愛德華七世騎馬出行

不止如此，因為特立獨行的性格讓整個王室頭痛的愛德華七世，在文身問題上不但自己身體力行，還鼓勵自己的兒子們勇敢嘗試。

1882年，他特意囑咐在日本訪問的兒子克拉倫斯公爵維克多和約克公爵喬治（未來的喬治五世）探訪被人稱作“文身界莎士比亞”的Hori Chiyo的工坊，并由大師親自給兩位王子文身。

當兩人途經耶路撒冷時，20年前曾為愛德華七世服務過的文身師傅，又在兩位王子身上留下了相同的記號。

王室對文身的熱愛，讓這股潮流風靡英國的上層社會，那些富裕的貴族和海軍軍官們爭相前往日本文身。

日本的文身藝術堪稱精美絕倫。日本的文身藝術古已有之，到幕府末期已經發展到極高的境界，形成了以Horimono（用精美的文身覆蓋大面積皮膚）為代表的固定風格。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文身奠定了當代文身藝術的基礎風格。19世紀末，西方最先將“文身”與“藝術”兩個詞匯并列的文身師Tom Riley、Sutherland Macdonald等人，正是依靠將日本文身風格介紹到歐洲而獲得了巨大的聲望。

以色彩、明暗、構圖等繪畫技巧為基礎的創作，漸漸取代了簡單的線條圖形，直至今日依然是文身藝術的主流。

普及之路

當我們把視線從島國轉回歐洲大陸，會發現相比“四海為家”的英國人，法國人對文身這一“新事物”要謹慎不少。

法國關于文身的記載最早出現在18世紀初期，但這文獻既不是航海家的見聞，也不是自然學家的資料，而是關于文身會引起多種感染的皮膚病學報告。

1837年，第一起文身致死的病例被法國人記錄在案：一名少女因為左臂文身處的感染，最終不幸辭世。

1853年，文身導致梅毒傳染的案例在法國首次出現。病例顯示，罹患梅毒的文身師給一名士兵刺青的時候，用唾液濡濕墨水，導致了士兵的感染，最終不得不實施截肢手術。

雖然此時宗教的桎梏已經慢慢放松，文身在上流社會里也蔚然成風（巴騰堡王子路易甚至去日本制作了一個超大型文身：一條龍橫穿他的胸膛并一直延伸到腿部），但醫學上的危險依然讓文身身處“高危”行列。

只有水手、士兵這樣日日刀口舔血的人才愿意承擔如此的風險，文身與普通民眾之間仍有一道看不見的墻。但很快，一種新發明就把文身從痛苦煎熬中解放了出來，也為它逐漸變成大眾樂于接受的裝飾鋪平道路。

1891年，來自波士頓的薩繆爾·奧萊利發明了一種文身機器。它由愛迪生公司的電動筆改進而成，原本在紙上打孔的細針被用來刺穿人的皮膚。文身機刺入皮膚的深度均勻統一。

更重要的是針刺的速度飛快，可達到每分鐘1000次，這是任何一個文身師傅都無法企及的高效率。

文身機的發明讓薩繆爾·奧萊利棲身的且林廣場（ChathamSquare）迅速成為紐約文身圣地，每天的客人絡繹不絕。

薩繆爾·奧萊利死后，他的徒弟查理·瓦格納和盧·埃爾伯斯共同經營的文身店接過了領袖的旗幟。尤其是受過海報設計培訓的盧·埃爾伯斯，他將眾多設計繪畫技法加入文身制作之中，重新設計了很多文身圖樣，成了文身藝術歷史中無法繞過的偉大實踐者。

文身機的發明，大大縮短了文身與大眾藝術、裝飾之間的距離。自20世紀開始，文身顯示社會身份地位的功能開始逐漸消隱，裝飾性的文身開始流行。

一方面這與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開始崩潰緊密相連，另一方面，新技術也讓文身的大眾普及不再遙遙無期。

衰落與輝煌的輪回

20世紀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子里，文身在美國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其間，每一個有軍事基地（尤其是海軍）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文身店鋪。在戰爭歲月里，紋上個代表勇氣和勝利的圖樣，也被視為愛國的舉動。

可1961年一場肝炎大爆發，幾乎將已經形成規模的文身行業擊倒在地。當時的報紙抓住了文身店很少執行嚴格消毒程序的把柄，大肆報道因文身而引起的血液中毒、肝炎感染和其他疾病。

一夜之間，文身變成了“致病”的代名詞。在輿論的壓力下，紐約市政府要求文身店成立行業協會，規范自己的經營行為。可我行我素慣了的文身師根本沒把官員的要求放在眼里，最后紐約政府不得不以公眾衛生為由，宣布文身業違法，文身的公共形象至此跌入谷底。

說來有趣，這次媒體引發的文身蕭條，最后又是被媒體結束的。60年代末，因為嬉皮士潮、反戰游行、民權運動等等，年輕人重新開始文身。

文身漸漸從輿論風暴中抽身而出，重新被社會認可。

更規范、專業的文身器械、技術和操作要求，使文身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減至最小。文身師傅獲得了和古典藝術家平起平坐的社會地位。

例如，拍過《蝙蝠俠：黑暗騎士》《盜夢空間》的大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曾經制作過一部名為《記憶碎片》的電影，男主角就是一位滿是文身的“短期記憶喪失癥”患者。

《記憶碎片》劇照，滿是文身的男主角

因為得了一種罕見的疾病，他只能記住短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因此碰到重要信息時，他就選擇用寶麗來相機拍下來。至于那些極為寶貴的，他會去找文身師傅，將它們紋在自己身上。

《記憶碎片》仿佛是整個文身歷史的絕妙隱喻：因為記憶短暫，男主角只能依靠寫在身體上的詞句，不停地追問著“我是誰”“我在做什么”。每當明晰的答案出現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下一次尋找即將開始。

（作者：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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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6-08-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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