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精神病學家：那些出逃的難民到底在想什么？

小友說：相信大家都知道梗王薛之謙的愿望是“世界和平”，雖然我們總是把這當作一個笑話，但是在還未完全和平的現在，許多國家常年戰亂，它們的國民不得不出逃到別的國家，我們稱這些無家可歸的人為“難民”。

多年來，Andreas Meyer-Lindenberg 一直潛心研究環境對精神障礙，比如精神病等有何影響。現在，這位主管德國曼海姆精神衛生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學家已經申請了資金，將難民納入其研究范圍。在這《Nature》對他的訪談中，他解釋了他的研究預期，以及研究結果將如何幫助難民。

以下Q代表采訪者，A來代表受訪者

掙脫防護網逃走的難民

Q：你為什么開展這項研究？

A：這項研究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擴展我們此前有關持續壓力對長期精神健康影響的研究。在當前的難民危機中，德國已經接收了110多萬難民。其中幾千人暫時居住在我的研究所附近的一個前美軍軍營中。他們經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而本地民眾也受到了他們到來的影響，因此，我們計劃也將本地人納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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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對移民、壓力和精神疾病之間的關系已有多少了解？

A：難民無疑容易出現抑郁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等障礙，但現有的研究文獻已經表明，廣義上的遷移也會使一部分脆弱的人群患上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病。我們認為這與大腦處理壓力，尤其是社會壓力的方式有關。

Q：你計劃開展什么樣的實驗呢？

A：實驗目的是探索難民感受環境的方式是否與普通大眾不同，從而導致他們發生精神障礙的風險更高。這一實驗建立在我們此前對居住在城市或農村的志愿者所開展的研究基礎上。

精神病學家Andreas Meyer-Lindenberg研究環境如何影響精神紊亂

Q：之前的實驗涉及到了哪些內容？

A：給壓力狀態下的人們做腦部掃描。我們先讓受試者參加一項算術測試，之后，實驗員會告訴受試者，他們的表現低于平均水平，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感覺自己做得不好。我們發現，城市受試者和農村受試者的特定腦部結構對這種“社會壓力”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Q：你們計劃如何開展難民實驗？

A：我們計劃招募最多400名受試者，一半來自難民社區，一半來自本地社區。我們會請臨床專家訪談評估志愿者的精神狀態，并記錄其它數據（包括年齡、出生地和周邊人的種族），在實驗中掃描他們的大腦。我們會向他們發放一部安裝特殊軟件的智能手機，精準追蹤他們的移動情況，并在他們到達特定位置時給他們發送消息。

小友說，好怕怕~

Q：發放手機的用意是什么？

A：這一部分實驗基于一種名為生態瞬時評估法（EMA）的技術，精神病學家正在測試這種技術衡量實驗對象在現實環境中感受的潛力。手機經過編程處理，每天向志愿者發送10個有關其情緒或精神狀態的問題，比如，會在志愿者到達一片綠地（我們假設這種環境不會使人感到壓力）或者一個嘈雜的路口（假設會使人感到壓力）時發送。

受試者通過調節類似音量條的情緒刻度條做出回應。手機還會發送類似這樣的問題：“你看到任何可疑的東西了嗎？”

在對已經定居的移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風險最大的人傾向于對所處環境持懷疑態度。志愿者將在一周后歸還手機并接受大腦掃描。

Q：這些研究能揭示什么信息？

A：通過早前的大腦掃描研究，我們發現在面臨社會壓力時，大腦會激活相關回路，這些回路可以表明人們處理壓力的方式有多積極或靈活。異常的社會壓力處理是精神疾病的發病機制和風險因素。利用掃描儀，我們可能會看到大腦對社會壓力的異常處理，我們希望能在海量的個人、臨床和EMA數據中發現與該現象關聯的模式。

Q：這項研究能幫助難民嗎？

A：我們希望能夠開發出一種初期識別程序，識別出患精神病風險最大的人群以及最能從干預中受益的人群——而不需要動用掃描儀的情況下。但在第一個例子中，我們是在試圖明確哪些環境因素會造成精神病患病風險，哪些因素會促進人的抗壓性。

難民研究是一項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的研究結果在整體上表明暴露在歧視或公開種族主義的環境下是種風險因素，那么可能沒有什么簡單的方法能緩解這種風險。但是，如果讓難民居住在自己民族的社區內，或者單獨生活在普通社區中對風險有所影響，那么決策者就能較為輕松地解決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