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會促使年輕人創業嗎？

創業還是就業？

工作圍城

青年失業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克里斯蒂娜·豐塞卡曾在期末考試之前一周得了肺炎。克里斯蒂娜·豐塞卡回憶說：“我曾想過我會死。”當克里斯蒂娜·豐塞卡康復后，她重新評估了自己要優先處理的事情。作為一個明星計算機科學家，克里斯蒂娜·豐塞卡曾有很多工作機會，但她卻全部拒絕了。“我意識到我不愿意花一輩子去做任何不值得去做的事情。”

克里斯蒂娜·豐塞卡開始自己創業。經過一年的創業失敗后，克里斯蒂娜·豐塞卡與他人成了一家名為“談桌”的公司，談桌公司幫助其他公司成立客服中心。克里斯蒂娜·豐塞卡聲稱：利用談桌公司的軟件，客戶能在五分鐘內設立客服中心并進行運作。

克里斯蒂娜·豐塞卡女士創業成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有些人對于千禧世代的工作情況感到樂觀。在28歲時，克里斯蒂娜·豐塞卡就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服務，該服務能支持另一種最近才出現的服務。克里斯蒂娜·豐塞卡生活在葡萄牙，但卻將業務拓展到了全球。

當讀者閱讀本文時，克里斯蒂娜·豐塞卡的事跡聽起來與幾個年輕企業家十分類似，例如，一個俄羅斯人設立的虛擬模特人才機構（castweek.ru），一個美籍亞裔大電提琴家教人們怎樣使用手提電腦制作新聲效（danaleong.com），一個尼日利亞人設立了一個新出版公司，專門出版非洲愛情小說（ankarapress.com）。

現在的年輕精英懂多種語言，具備全球視野，精通數碼設備；他們幾乎沒人知道互聯網之前是生活是怎樣的或者能想象沒有互聯網時，人們是怎么生活的。在他們之中，那些著名人物是在30歲之前改變世界，例如臉書（Facebook）公司的馬克·扎克伯格，谷歌公司（Google）的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Instagram 公司的凱文·斯特羅姆。全球經濟為千禧世代提供了良好條件。例如，與創建一家工廠相比，數碼創業公司需要的資金要少很多，一個優秀的軟件能以極低的成本銷售數百萬份。因此，現在的土豪賺錢的速度遠遠快于洛克菲勒和卡內基這樣的老富豪。

當前世界的工作條件對其他年輕人卻不那么容易。佛羅倫薩·莫羅是巴黎一名年輕建筑師，他在2009年離開大學時遭受雙重打擊——那時的世界經濟不景氣，他還是個法國人。佛羅倫薩·莫羅說：“我真的需要一份全職固定工作。”按照法國多達3800頁的勞動法規，簽署固定工作的員工享受福利多，很難被辭退。

因此，法國公司全部停止招聘固定工：五分之四的新雇員簽的是短期合同。佛羅倫薩·莫羅女士曾做過8份工作，沒有一份工作的持續時間超過16個月。因為家里有個小孩，佛羅倫薩·莫羅不得不繼續找新工作。“這很累人。”佛羅倫薩·莫羅感嘆道。有個雇主建議佛羅倫薩·莫羅應當成為一個“企業家”，以承包商身份做之前的工作，這樣公司能不固定地使用她，又不會增加輔助成本。佛羅倫薩·莫羅拒絕了這個建議。

城內人和城外人

在法國，無業青年人數（按照國際勞工組織對青年的定義，15歲至24歲）的是青年總數的25%，是三十年以來最高點，令人震驚。法國政府時不時地頒布勞動法規，但法國選民對這些改革舉措毫無興趣。有觀點認為就業人員享受了太多法律保護，因此求職者很難找到工作，佛羅倫薩·莫羅不接受這種觀點。佛羅倫薩·莫羅認為是雇主的剝削造成了這種情況，無論政府派別屬于左翼還是右翼，她對法國政府能否解決此問題表示懷疑。

僵化的勞動法規讓青年求職者比年齡大的求職者更難找到工作。沒有很多工作經驗的人發現自己找工作時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向雇主展示。當公司知道他們不能簡單地解雇員工，他們在招聘員工時就十分猶豫。此情況在經濟增速放緩時尤為明顯，公司必須為大齡固定工的清閑時光承擔巨額固定費用。

不止法國面臨這樣的難題，在歐元區，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類似的法規，對在職員工呵護備至，而對求職者設置障礙。這三個國家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48%、48%和40%。不少發展中國家也有著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巴西雇主除了支付雇員典型工資外，還要上繳法定強制利潤和稅款。南非則是歐洲式勞動保護方式配上采取極端種族偏袒措施。

南非公司必須優先雇傭黑人求職者，即便求職者不符合要求，只要“求職者能在合理時間內具備工作能力”。巴西青年的失業率約為16%，而南非青年的失業率高達驚人的63%。就全球而言，青年失業率為13%，與之相比，成年人的失業率為4.5%。與大齡求職者相比，年輕求職者找到臨時性、低工資或無保障的工作的機率更高。

失業對青年人有多重影響。首先，失業者感到焦慮；其次，失業是潛在人力資源的浪費；求職者將很多時間用來發送履歷郵件或沮喪地躺在沙發上，而不是將時間用來修煉熱水器、鋪設電纜或者開拓業務；第三，財務破產。如果青年人不能在職業生涯邁出一步，將來他們很難供養支撐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第四，失業狀態有固化功能——失業人員的失業時間越長，他們喪失的技能和自信越多，雇主對他們也越沒興趣，他們越容易放棄希望和依賴救濟金生活。

如果人在年輕時失業產生的疤痕效應會產生更壞的影響，多半因為年輕的時候是工作習慣養成階段。教堂山鎮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托馬斯·姆羅茨和韋爾奇咨詢公司的蒂姆·薩維奇發現只要某人在22歲時有六個月失業，23歲時，他的收入會比沒有失業的人少8%。布里斯托爾大學的保羅·格雷格和艾瑪·托米雷發現年輕時失業過的人42歲時的收入比同齡人低13-21%。斯特靈大學的大衛·貝爾和達特茅斯學院的大衛·布蘭法羅發現那些在二十出頭時曾失業過的人，到了50歲的時候也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快樂。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斯特凡諾·斯卡爾佩塔聲稱：“第一個十年很重要。在這一時期將決定年輕人的長期職業生涯，年輕人將在這一時期掌握軟技能，例如責任心、守時和團隊精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是主要為富裕國家服務的智囊團。

據世界銀行估計：在未來十年，將有十多億年輕人進入全球勞動力市場，在他們之中，僅有40%人能從事現有工作種類。私營企業將創造約90%的新工作。經濟增長是創造就業機會最好的促進因素，因此，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對年輕人而言是特別好的事情。斯特凡諾·斯卡爾佩塔先生贊同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最近促使勞動法規變得更靈活的措施，但他還認為勞動法規應當更簡化一些。

例如，最好廢除臨時合同和正式合同的界限，只采用一種規定雇員利益和工作保障逐步增加的基本勞動合同格式。丹麥的情況就表明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依然能提供給勞動者安全感。在“彈性安全”系統里，丹麥公司能簡單地招聘和解聘員工，失業勞動者能得到國家的幫助，讓他們能重新獲得培訓和找到新工作。

工會常對最低工資制度喜愛有加。最低工資對在職人員有好處，但最低工資定得太高，將不利于那些技能或經驗不足的人找工作，這些人通常是年輕人。通過最低收入補貼來補助工資具有較好作用，讓最低收入雇員的稅后工作得到了提高，而又沒有增加雇主的開支。最低收入補貼最終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因此，很多國家政府傾向于提高最低法定工資，將成本轉嫁給其他人。美國民主黨正試圖將聯邦最低工資增加一倍，提高至每小時15美元，此舉肯定會提高失業率。

將傻小子變成企業家

創造寬松環境讓年輕人自己創業也很重要。青年人可能精力充沛并善于接受新觀念，但他們創建的公司卻不如大齡企業家的公司成功。年輕人發現他們很難融資，因為他們基本上信用記錄級別不高，可抵押物也少；他們通常對要進入的行業所知甚少，也與同行很少接觸。全球創業觀察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年齡超過35歲企業家創建的公司生存42個月的數量是25-35歲企業家創建公司數量的1.7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年輕人對自己創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52%的年輕人表示自己有意創業，與之相比，富裕西方國家只有19%的年輕人有創業意愿。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非洲年輕人沒有多少選擇；在貧窮國家，工作機會少很多。

一個名叫芭麥義·賈切的17歲尼日利亞人就是一個典型的貧窮國家企業家。芭麥義·賈切上午8點至12點在學校上學，下午就在熾熱的陽光下售賣袋裝水給其他沒有自來水的窮人。芭麥義·賈切一天能賺1美元，一半的錢用來交學費，他打算將來成為一名醫生。

家境富裕的年輕人正在嘗試新的成功創業模式，將自己塑造成“社會企業家”。例如王克倫（Keren Wong），她出生就有“特權”（她的父母有足夠的錢供她去康奈爾大學讀書）。王克倫是一位美籍華裔，正在管理一個BEAM 項目，該項目能將中國農村教師聯系起來，相互交流教學心得，提高教學效率。

唉！在各處，人們都發現年輕人的技能與雇主的要求并不匹配。克里斯蒂娜·豐塞卡表示他沒能找到合適的人才來制作軟件。克里斯蒂娜·豐塞卡說道：“我需要很好的工程師，很好的設計師，這些人要講英語講得很好，現在就是缺這種人。”隨著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元素越來越多，對智能技能的要求也隨之上升。全球的學校還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

發表于 2016-02-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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