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世紀前歐洲人如何看中國？

1615年，《利瑪竇中國札記》在羅馬首次出版，從此，耶穌會士的中國信息開始源源不斷流向西方。如果說《馬可?波羅游記》把一個物產豐饒、猶如“天堂”的中國介紹給歐洲，利瑪竇和耶穌會傳教士們則將一個文化的中國展現在西方人面前。這個中國對了歐洲的胃口，“東西方初戀般美好的時代”逐漸展開。

1577年5月18日，一個意大利年輕人隨印度傳教團一道，從羅馬去里斯本，再轉道果阿，然后來中國。

這趟旅程要耗費近一年的時間，連續數月望著漫無邊際的蔚藍海水，看不到陸地、樹木，甚至飛鳥，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每天都在想象著自己將要到達國度的模樣。這個年輕人就是瑪提歐?利奇，中文名利瑪竇，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此時，在漫漫海途上，他沒有想到即將接觸的這個帝國，將會給歐洲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利瑪竇眼中的中國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在澳門準備多時后，終于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定居于肇慶郊區一座歐式房子里。

盡管在進入中國前，他已從前輩羅明堅、沙勿略等處了解了一些中國知識，但這個大帝國仍然讓他震驚了。

為了描述這個與眾不同的大帝國，他寫了很多信回國，這些信件打開歐洲通往中國的一扇門。晚年，利瑪竇開始寫《利瑪竇中國札記》，這本筆記后來被稱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的第一部書”。

在利瑪竇之后，更多傳教士以數學家、建筑家、宮廷畫家、輿地學家的形象走入中國宮廷。南懷仁、張誠在康熙帝時期分別任欽天監正，白晉被多次派到全國各地繪制皇輿全覽圖，郎世寧則為乾隆皇帝畫像。

這些傳教士寫下了更多關于中國的著作。這一切使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更加豐富、細致，但潛意識或者故意的，耶穌會士對中國的“誤讀”隨后將在歐洲引起近200年的反響。

耶穌會士的“誤讀”

耶穌會士在介紹中國的著作中把中國形象描述得盡量符合耶穌會的利益，著重介紹中國強大、自給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經典的道德和政治規范行事的君主統治，國家由文人學者統治。

耶穌會士的介紹中還夾雜了自己的闡釋、想象與過度美化。他們飽加贊美的封建政治體系也沒有那么美好——如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所言，中國政治以禮儀代替行政導致種種流弊，這種“潛水艇夾肉面包”式的社會結構，讓中央集權政府對廣袤的帝國很難有一個很實效的管理方法。

而中國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幾代皇帝不問朝政而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宮廷與官僚機構間的平衡關系已經被破壞。

其實耶穌會士們并非對封建政治制度的弊端一無所知——他們曾經受到過太監的為難，也親身體驗過欽天監官員的濫竽充數。但或許是為了保證在中國傳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們選擇保留一部分負面意見。

作為當時在中國生活時間最長、交往人群最廣的人，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很容易被歐洲讀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了此后兩個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

“誤讀”引起的“誤讀”

1734年伏爾泰出版了《哲學通信》，這部引起啟蒙運動的著作卻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緝。為了避免再次因為批判政府而入獄，他去往法國東北邊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萊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難。

這時，伏爾泰發現在一位耶穌會士白晉獻給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傳》中描寫了一位極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極高，思維敏捷，博聞強識，明察秋毫，掌握各種兵器，學習百般武藝”，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無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賢”。

東方的明君剛好是被“專制君主”趕得四處流亡的伏爾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在幾十年中都記掛心頭。

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賦》，伏爾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詩《致中國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愛的中國皇帝，西方人人皆知，盡管我脾氣古怪，卻素來極愛會寫詩的皇帝……聽從我的勸告，留在北京吧，千萬別來我們這里！”

中國思想西傳之時，法國正處于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識的覺醒成為此時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充滿理性精神、擁有開明君主、宗教寬容的中國對了啟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爾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伏爾泰不知道，最早進入北京的利瑪竇之所以在《札記》中沒有詳細描寫中國皇帝，事實上是因為1585年萬歷皇帝就將自己封閉在了宮中，終日與宮女、太監們廝混在一起，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幾乎不理朝政。

1601年利瑪竇被召見時，只是對著一張巨大的寶座三叩六拜。而耶穌會士也沒有介紹秦朝的焚書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與“明君”形象相抵觸的歷史。

認為中國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爾泰一人，普瓦弗爾說：“你想有幸成為全球最強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嗎？請到中國來，看看那位最強大的君主……他所體現的是最真實、最完美的天的形象。”

而魁奈說：“中國早期幾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統治者，他們通過頒布公平的法規，倡導有用的技藝，專心致力于使他們統治的王國繁榮……”

中國“明君”的形象還影響了某些歐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著泥土香的空氣里，法王路易十五親自在凡爾賽宮的花園里扶起了犁，學著中國皇帝進行耕田大典；1769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也表演了這一犁地儀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場，以表現自己是一位關心農業、關心子民的國王。

中國之“火”燉熟歐洲之“肉”

1755年，《中國孤兒》（根據《趙氏孤兒》改編而來）在巴黎國家劇院公演，盛況空前。在某場演出中，年已70的伏爾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與他的侄女演“對手戲”。

《趙氏孤兒》故事本是講晉靈公時，權臣屠岸甲追殺異己趙朔，幾位好友犧牲自己將其遺孤保全，遺孤長大后成功復仇的故事。

伏爾泰則將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時代，而最后結局是成吉思汗被義舉感動，還增加了部分“感情戲”——成吉思汗以孤兒和丈夫的命運為要挾，向伊梅達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員所謂的中式服裝其實是歐式風格一樣，被稱為“中國倫理五幕劇”的《中國孤兒》和原版《趙氏孤兒》的內容和主題都相距甚遠。

中國文化也是這樣，經過耶穌會士的“誤讀”，再經歐洲人的再度反芻，已經是歐洲化的“中國哲學”了。它仿佛一盤歐洲化的“中國雜燴”，以各種各樣的形態，滿足著不同的人的需要。

歌德、培根、馬勒勃朗士、伽桑狄、盧梭、孔多賽、笛卡兒、狄德羅、孟德斯鳩、蒙田、魁奈、伏爾泰……幾乎所有數得出名字的思想家都曾經引用中國來論述過自己的觀點。

當時大部分歐洲思想家并不曾懷疑或考究中國到底形象如何，而盡管擷取中國文化中與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國的“火”燉歐洲的“肉”。

伏爾泰發現了契合自己宗教觀的孔子的現實主義，而“仁政德治”為他的開明君主專制提供了理論支持。萊布尼茨則在《易經》中尋找到對其二進制思想的印證。

從20多歲起，萊布尼茨就開始關注中國。1697年，他出版了《中國近事》，隨即寫信給普魯士女皇，說自己準備在辦公室門上掛上“中國事務所”的牌子，有關中國的事情都可以找他。而萊布尼茨從未去過中國。

1700年11月，白晉給萊布尼茨的信詳細講述了《易經》這一“最古老、最杰出哲學的零碎而珍貴的殘余”。白晉寫信之時，萊布尼茨也正在給白晉寫信，其中講述了自己研究二進制的情況。

兩封信在路上交錯而過，接到信的白晉發現，萊布尼茨的二進制思想和《易經》中的陽爻、陰爻很相似，馬上寫信對萊布尼茨講到這一點。

苦思20多年的二進制思想被中國的古老文明所證實，這大大激勵了萊布尼茨。7天后，他就把論文寄往巴黎科學院請求發表。

而對于歌德，中國成為一種躲避現實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時代，正是中國飾品、中國風格在歐洲流行的時代，他對中國的最初認識源于法蘭克福他父親墻壁上的中國蠟染壁掛。

這位詩人在中國文學里發現了一個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差不多是把這個重要的國家保留下來，擱在一邊，以便在危難之時能逃到它那里去。”

于是，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反對暴力行動又無能為力的歌德一直在讀中國戲曲、小說、詩歌。晚年，他仿照中國詩歌寫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其中滿含著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態度的轉變

和思想界與社交界中國風的風靡相反，羅馬教廷對耶穌會士描述的完美中國形象保持著冷淡態度。他們不同意耶穌會士的入鄉隨俗政策，不相信耶穌會士創造的中國形象。

經過反復爭論，教皇終于厭煩了耶穌會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會，徹底結束了近100多年的“禮儀之爭”。耶穌會士退出傳教舞臺，通往中國的這扇門被關上了，這也是中國形象改變的前兆。

歐洲人對于中國態度的轉變，從他們對中國人膚色的描寫可以看出。16、17世紀歐洲人的作品中，中國人是白種人的說法占支配地位。而18世紀則越來越多的文獻將中國人描述為黃種人——中國就這樣在歐洲人眼里變化了顏色。

對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歐洲而言，曾經被用來填補思想真空的東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連伏爾泰都反思地說：“人們因教士和哲學家的宣揚，只看見了中國美好的一面，若人們仔細地查明其形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9月14日那個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籠罩的熱河行宮，馬嘎爾尼覲見了乾隆皇帝。

盡管中國的榮耀仍然一目了然——陳設莊嚴，富麗堂皇——但衰落的征兆已經呈現，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態。在馬嘎爾尼眼中，中國就仿佛一艘碩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輪船，危險地四處游弋。

就這樣，在18世紀末期，耶穌會士、馬嘎爾尼使團都撤離了這只“危險的大船”，儒家的中國如同大夢一場，最終結束。

接下來，許多歐洲商人仍接踵而來，但他們看重的不再是孔子學問、儒家思想，而是絲綢、瓷器和亮閃閃的白銀。從此，“傳奇的中國漸漸淡出，地理的中國越來越明確”。

（作者：非飛）

發表于 2016-03-1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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