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相信陰謀論？算一下，你就明白

你是否曾聽說，阿波羅11號從未登上過月球，所謂的“人的一小步，人類一大步”不過是攝影棚里偽造出來愚弄大眾的騙局？你是否聽說過“全球變暖”乃科學家的捏造之詞，真正的意圖是騙取經費？你又是否聽說，接種麻風腮三聯疫苗可能導致孤獨癥，而癌癥早有方法治愈，只是為了維持現有治療方案的盈利才故意不公之于眾？

現在，不管怎樣，這些大名鼎鼎的陰謀論，你現在是聽過了。

談起這些所謂的“真相”，“知情人士”常常一邊遮遮掩掩諱莫如深，一邊卻又恨不得掏心掏肺抖出其中所有的秘密。末了，那人還要掩著嘴壓著嗓子說，“這事兒，利益糾葛之深，牽涉范圍之廣，可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哦，那么神秘，那告訴你的人，是怎么知道的？

這種“悄悄告訴你”的陰謀論者常常出現在大衛·羅伯特·格萊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博士的生活中。大衛是個醫生，在牛津大學從事癌癥研究，同時也是科學作家。這樣的身份讓他在平日里總能從聽說各式各樣與科學相關的陰謀論。該做些什么了，他想。

相比于舉證批駁，大衛選擇了另辟蹊徑——牽連甚廣的陰謀并不是沒有過，他決定算一算，那些大規模的暗中勾結，到底有多容易敗露。最終，他通過建立數學模型研究陰謀論的可行性，并寫成論文[1]發表在了《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雜志上。

重大陰謀，能撐多久？

大衛的研究結果非常地……顯而易見。結果表明：規模越大、涉及人數越多的陰謀，越容易在更短的時間內暴露。這其實不難理解：知情人士越多，機密遭到正義使者揭發或“豬隊友”不慎泄露的可能性就越大。以過去幾個已經暴露的幾個巨大陰謀為代表，大衛計算了其中平均每人每年泄露秘密情報而導致計劃流產的概率：

1. “棱鏡門”事件：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利用大型網絡公司挖掘數據、搜集情報。預估涉及人數3萬人，約歷時6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為4.09×10^-6；

2. 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美國公共衛生部為了研究梅毒，表面上為非洲裔病患提供免費治療，實際上僅供應安慰劑，放任梅毒惡化。預估涉及人數6700人，約歷時25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為4.20×10^-6；

3. 美國聯邦調查局法醫丑聞：聯邦調查局鑒證人員故意夸大毛發比對吻合率。預估涉及人數500人，約歷時6年后暴露，平均泄密概率為2.45×10^-4。

大衛以其中策劃得最為“周密”、平均泄密概率最小的“棱鏡門”事件為參照，計算了現在幾個著名陰謀維持不暴露的時間。

根據計算結果，“登月騙局”和“全球變暖騙局”應在三年零八個月內敗露，而癌癥的“秘密治愈療法”如果存在，也該在三年零兩個月左右為大眾所知曉——要知道，阿波羅11號登月成功距今已經近47年了。而且，前提還是“騙局”策劃人員的口風和美國國安局一樣緊。若是參照法醫丑聞的水平，陰謀能夠維持的時間又要大幅下降。這三個陰謀論的可信度有多低，也就不言而喻了。

若要人不知，就……少讓人知

實際上，大規模的陰謀維護起來非常困難，人多口雜，指不定哪天就出岔子。大衛的模型推測，一個陰謀若想維持10年不暴露，最多只能有1257個人知情。而像“登月”這樣年代久遠的事件，如果至今仍是一個未被戳破的“騙局”，其知情者恐怕不能超過兩三百人——然而，1965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雇員人數峰值就超過了41萬人。

所謂夜長夢多，知情人存在的時間越長，陰謀暴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一種情況：在模型中，大衛考慮到，如果陰謀僅涉及到單一事件，后期不需要工作人員繼續維（作）護（惡），那么隨著知情人的死去（比如被其他知情人殺人滅口），陰謀的暴露概率可能在隨時間推移達到某一峰值后開始降低。然而，這個辦法也終歸不是長久之計——組織清除知情人的行動增加了陰謀敗露的可能性，尚存的知情人看到同伙不斷被害，也說不準反過來對抗組織，來個魚死網破。

相比之下，科學界的“陰謀”就更加難以維持了。科學發現公開發表后，科研同行乃至民眾都能看到研究數據和結果，領域內科學家也會進行重復實驗并做出自己的推測。有這樣一套科學研究方法在，想要造假不敗露，就算是給整個領域的科學家發封口費，也不一定能成。

而另一方面，相信科學相關的陰謀論，特別是醫學領域的陰謀論，往往可能帶來比相信人類從未登月更沉重的代價——在聽信疫苗有害而拒絕接種的例子中，這樣的代價便是生命。

模型雖好，仍需努力

通過計算各個陰謀能夠維持的最長時間來拆穿陰謀論無疑是個讓人耳目一新的辦法。然而，大衛的這個模型也尚有瑕疵：首先，論文以三個已暴露的陰謀作為參照，可能導致結果偏差。不過論文中考慮的均為最保守的情況，實際陰謀暴露的可能性將只高不低。另外，論文只考慮了暴露陰謀的內部因素，而忽略了外部因素及整個過程的動態變化。不過實際上，陰謀策劃者的處境可能更為嚴峻——既要抓“內奸”，又要防止半路殺出個看穿一切的程咬金。

然而，即便模型更加精細，結果更加準確，大衛自己也清楚，試圖用這樣的方法來喚起人們的理性思考，“還是肯定無法讓所有人信服。”他表示，對陰謀論的堅信往往出于意識形態訴求，而且受回聲室效應的影響而變得難以扭轉。這使得在反面證據已不勝枚舉的情況，部分人群仍然堅信各種陰謀論。“我們還需進一步剖析這些陰謀論的形成過程和根植于人們心中的原因，并以此思考對付它們的方法。”大衛說。

（編輯：C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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