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買了個表，怎么知道是不是準的？丨雜物科考隊

這里的皇上，當然是清朝的皇上，撐死了是明朝的皇上，因為之前皇上買不到表。

明代末期，西洋鐘表就傳入中國，并大受中國皇室貴族歡迎，很多皇帝成為狂熱的鐘表收藏愛好者。

但問題來了，在沒有7點鐘準時開始的《新聞聯播》的時代，他們怎么知道自己買的表是不是準的呢？

接下來你將看到：

●皇上，你買了多少表啊？

●火車和航船，逼中國人守時

●統一時間，還得靠打仗

一向準時準點的值班編輯 / 老梁

皇上，您買了多少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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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為晝，舉世皆同其時”。在工業時代之前，精確的計時對大部分人來說完全沒必要。在中國傳統觀念里，大伙兒起床，抹下惺忪朦朧的眼睛，看到升起的太陽，那便是認為活在同一時刻。

老百姓算時間一般靠太陽+雞，精確一點的有日晷、水鐘、漏刻等等。勞動人民還創造了諸如一盞茶、一頓飯、一袋煙的計時單位。至于小說，像《三國演義》，更講究英雄的豪邁氣場，關羽斬華雄，計時就用了杯中酒的冷熱換算。

●故宮里的日晷

下面就得說皇上買了個表這件大事了。

自明代末期，西洋傳教士和商人把鐘表帶到中國，就引起了皇帝們的興趣。清朝皇帝自順治開始，就使用鐘表計時，不離左右。

按照中國傳統的時間觀點，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認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鐘，這個非常不符合大清國情。好在康熙皇帝敢于搞體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觀象臺測驗，發現用西洋辦法算的時間更符合天象，于是從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開始，清朝官方承認并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進一步推廣了西洋鐘表。

于是在康熙皇帝時，大臣們已經都隨身帶表，以免誤了時間。那么多鐘表，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間的大臣富察·傅恒家里不僅自己帶表、家里帶表，就連仆人也都隨身帶表。為的就是互相印證，以免誤時。當時上流社會佩戴鐘表如此流行，以至于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鐘表進口市場。

●富察·傅恒，乾隆時期歷任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等職，授一等忠勇公、領班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

然而表有誤差這事是說不準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為沒到時間，晃晃悠悠上班，進門一看皇帝在里面等著了。據說富察大人“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對大臣來說，校準鐘表的對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標準時間，是紫禁城交泰殿的

自鳴鐘。

●左邊就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鳴鐘，現存的自鳴鐘造于嘉慶三年。

但對皇室貴族而言，鐘表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計時，而是奢侈品。所以他們會要求鐘表越奢華越好，裝飾越多越好。

●清雍正《十二美人圖》之持表對菊圖（局部），美人手持一塊琺瑯表。

乾隆皇帝是鐘表的狂熱愛好者，他每年要訂購價值3萬到6萬兩白銀的鐘表，而且“務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須原裝進口，而且在上諭中要求采購的官員“不必惜費”，不要怕貴。

而對于多數老百姓而言，“時間”、“時差“的概念，和他們有啥關系呢？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中國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時間。

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1886-1964）一段童年的回憶就佐證了這點。他說，在家塾讀書時，“時間是靠日晷來計算的。碰到陰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亂猜了。猜錯一兩個小時是常事……猜錯個把鐘頭也無所謂”。

●蔣夢麟

火車和航船，逼中國人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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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于中國的鄉村或者偏僻的城鎮或許無所謂，但是對于其他地區卻不盡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國的“魔都”，自打開埠后，外國人首先帶來了統一的城市時間。

19世紀80年代，上海法租界當局便在外灘搞了一個木結構的氣象信號臺，除進行天氣預報外，還在正午時分利用臺頂落球報時。

彼時的報紙《點石齋畫報》以“日之方中”為題，報道說：

“本埠法租界外灘外洋涇橋堍，于秋間新制驗時球與報風旗，按旗于每日上午十點鐘扯起，遞報吳淞口外風信，其視風之所向或大或細或睛或雨，隨時改懸各旗，傳報至球，則每日十一點三刻鐘時升起半桿，十一點五十五分鐘時升至桿頂，至十二點鐘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驗對時刻。允稱奇制”。

●《點石齋畫報》所載氣象信號臺

此外，在上海各國租界，外國人還紛紛修起了鐘樓，從英國、美國或者德國進口巨鐘安置樓頂，按點報時，成為統一時間的標準。

當時詩人作詩歌詠：

大自鳴鐘莫與京，

半空晷刻示分明。

到來爭對腰間表，

不覺人歌緩緩行。

作為當時的航運中心，上海還出現了近代中國第一條營運鐵路——吳淞鐵路。其發布的火車時刻表見下：

●圖片來源：丁賢勇《新式交通與生活中的時間：以近代江南為例》，載《史林》，2005（4）

盡管吳淞鐵路第二年即遭拆除，但是火車畢竟還是在中華大地上“咣當”起來。有資料統計，到1911年，全國鋪設鐵路共計9000多公里，京沈、京漢、膠濟、津浦、滬寧等線路均告竣工。

相比鐵路事業，航運業的布局同樣不遜色，而且部分地區統一的標準時間正是由于它們的興盛而率先提出。

截止到1899年，依條約規定，大清政府開放了南到廣西北海、北至遼寧營口的31個商埠，并包括若干沿江城市，例如南京、漢口、重慶等。最初進出港口城市的外輪、洋商等，需要有統一的時間來協調。不然貨運遲到、航船早發，大家都得打起來。

●清代上海海關的航船，左邊遠處有鐘樓

于是，1902年中國海關推出“海岸時”，海岸時“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沿海各關通用之時”。它的便利，讓鐵路事業的工作者們看到了甜頭，也紛紛采用。

中國人民因為車、輪船的出現，固定時間的運行，不得不搭上了“趕”交通工具的“賊船”，就再也停不下來。上海《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就說，

“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乘輪船或火車旅行目前已為一切社會階層所樂于接受。對于鐵路來說，客運是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使在象1911年……那樣的特殊情況之下，進港的輪船也是擠滿了人的”。

統一時間，還得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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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時畢竟只是一部分地區的標準時間，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又該如何？

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觀象臺提出劃分五個時區的方案，以照顧全國人民的感受。

方案中提出，五個時區即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昆侖時區和長白時區，前三時區分別對應世界標準時的東八區、東七區、東六區，后兩時區為半時區，五區換算標準時即8時、7時、6時、5時30分和8時30分。

彼時觀象臺還推出時區的套餐——《歷書》，制作了中國各大城市標準時與地方時的對照表，以便老百姓遵循。

●1919年中國標準時區劃分圖

悲催的是，北洋政府是個弱勢的政權組織，操作時間的方案墨跡未干，就被國民政府取而代之。它繼承了前任的標準時劃分方案，加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報時技術的改善，推動了五時區中，尤其是東八區中原標準時的擴展。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可見可聞的電報、廣播，還有人流集中地懸掛的大鐘。

●上海外灘海關大鐘

顯然，這個五時區的搞法是非常麻煩的，很快受到了交通事業的挑戰。

20世紀30年代，西北的隴海路、西南的湘桂路的竣工，并且航空事業的橫插一腳，使得大力推動大范圍的標準時成為緊要的事情。

不幸的是，這一時期遭遇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等到政府遷都重慶時，內政部決定自1939年6月1日起，“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它對于推動全國各省市執行標準時是個福利包。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又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照舊用隴蜀時。當時的報道說，“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后需撥動手表，進退一小時”。

●民國時期的民航客運，那時候刻沒有啥星空聯盟、累積里程啥的

然而，隨著人民解放軍由北至南、西南、西北戰場的節節勝利，不統一的標準時狀況因為協調戰場的指揮而得到統一，那就是使用中原標準時。不過，人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既然要打掃屋子，那就連“中原標準時”的稱呼也得清除。

1949年9月27日政協會議通過定都北平的決議，十天之后西安人民廣播電臺就登報表示，“本臺時間以北京時間為準”。隨后的數月里，全國除西藏、新疆地區外，紛紛表態采用北京時間作為標準時間。

也就是說，人民政府在統一大陸之際，順手就完成了舊中國花了四十余年也沒完成的統一時間的任務，北京時間也就誕生了。

皇上再也不用擔心對表的問題，只不過皇上早就沒了。

參考資料：

郭慶生：《中國標準時制考》，載《中國科技史料》，2001（3）

郭慶生：《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載《中國科技史料》，2003（1）

丁賢勇《新式交通與生活中的時間：以近代江南為例》，載《史林》，2005（4）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發表于 2017-01-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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