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領先世界”的宋朝為何總受欺壓？

唐朝滅亡以后，經過短暫的五代時期（907-960），后周大將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960-1127），經過十幾年的征討，重新統一，但疆域遠不及漢唐。宋朝善于精耕細作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造就了一個經濟繁榮的朝代。手工業發達，大運河交通繁忙，商業比重提高，海外貿易興隆。隨之文人閑人增多，所以宋朝又是一個文化藝術昌盛的朝代，在詩詞散文的烘托下，迷倒無數后人。

《清明上河圖》局部，絹本，北宋張擇端

但同時又不可否認，宋朝是一個軍事羸弱的朝代，弱宋的烙印揮之不去，給所有的輝煌蒙上厚重的陰霾。宋朝立國之初，北方由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建立的遼國（916-1125）早已經營多年，不時南侵，對北宋形成威脅。979年，宋太宗滅北漢后，順勢北伐遼國失利。北宋疆界退至燕山以南的華北平原，結果基本無險可守。因疆域未能達到漢文化區傳統的農耕分界線，而北宋又無法改變這種安全劣勢，迫于無奈簽訂《澶淵之盟》，花錢買和平。從此北宋喪失天朝國威，與遼稱兄道弟。

戰略安全的先天不足引發連鎖反應，黨項人首領李元昊在河西走廊地區建立西夏（1038-1227），公開與宋對抗，切斷西域的商業通道。宋與西夏多次交戰，無力消滅，只能又是花錢買和平，不過陸上絲綢之路的失控反倒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源于東北地區的女真族興起后，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對遼形成威脅。北宋看到機會，與金聯手滅遼。但事與愿違，遼亡后，金順勢南下滅掉北宋。中國古代書畫造詣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趙佶與兒子宋欽宗趙桓還在稀里糊涂之中就已經城破國亡被擄，后被貶為庶人，在金國的領土內顛沛流離。兩位皇帝都堅守“即便不得好死也不如賴活著”的人生觀，先后慘死異鄉。

宋高宗趙構建立南宋（1127-1279），后定都臨安（杭州），疆域退至秦嶺淮河一線，地位也再降一級，為保安寧，向金俯首稱臣。丟失的國土更像是甩掉的包袱，“直把杭州作汴州”，結果南宋遲早作北宋。南宋偶爾做些無力的反撲，還曾與蒙古聯手滅金，但總體收效甚微，靜等著滅亡時刻的到來。同時也造就了岳飛、文天祥等一批民族英雄，滿腔熱血無力回天，供后人憑吊。

偉大的王朝一般難用固定的模式來衡量，但能否保家衛國，則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宋朝擁有被打斷脊梁骨之后的繁榮，伴隨著喪權辱國、稱臣納貢、割地賠款、生靈涂炭，皇帝被擄、逃亡、投降、跳海，慘不忍睹，無需細說。后世不論再為《楊家將》、《岳飛傳》的故事如何拆舊翻新、多續子孫，把老弱婦孺都塑造成英勇的戰將，也改變不了敗局，藝術的夸張反而更襯托出軍事的無能。

連環畫《楊家將》、《岳飛傳》的封面

宋朝的政治地位很低，莫說漢唐，也不如明清，是中國歷史中不配稱為帝國的大王朝。從立國后不久后，就一衰到底，個別戰役的勝利無法抵消戰略上的失敗。面對頹勢，也有不少勇于變法的人站上潮頭，但不論理想與實踐，只要最終不能鍛造出既能維護統一又能抵御外敵的軍隊，一切都是白費。到底是戰是和（降），兩派爭論、爭斗了三百年，至宋亡都沒搞清楚。看上去宋朝的貪生怕死之徒多過盡忠報國之士，而把失敗歸于昏君和賣國賊是一種簡單的處理方法。

宋朝積富積弱，經濟繁榮與軍事無能并存，而且貫穿始終，看似令人費解，其實相輔相成。不論遼、夏、北宋，還是金、夏、南宋，都像是三國鼎立的時空放大版，相互牽制，任何一方都沒有足夠的實力取得全勝。希望重現漢驅匈奴、唐逐突厥的場景，對于宋朝來說是強人所難。相持的局面下，彼此半斤八兩，遼夏金先后漢化，頹勢不遜于宋。宋朝軍事弱，能靠商業彌補一些劣勢，另外有一個優勢是開始地域大，家底豐厚，所以輸得起、賠得起，疆域越來越小，壽命得以延續，反而最后滅亡。

宋朝不僅對外花錢買和平，對內也是如此。宋朝士兵總量巨大，兵種繁多，軍費支出高企，但是養兵的主要目標不在于強軍，而是防止內亂，經常荒年募兵，把流民收入軍中。所以兩宋農民起義次數不少，但造成嚴重沖擊的卻沒有，因為不能剿滅的最后都被招安了。率領這樣的軍隊，有野心的將領也難有作為。而像岳飛那樣在抗金戰斗中擴充私人軍隊，有成為軍閥趨勢的異類是無法存活的。

重文輕武，文官節制武將，壓制軍隊在國家權力中的分量，正是宋朝總結漢唐滅亡得出的經驗，即使長期沒有安全保障，也不做變更。宋朝與漢唐比較，很清楚的展現出一種矛盾，收權則外患，放權則內亂。宋朝在承受外患和避免內亂之間走鋼絲，反正最后都是死，與其做無用功，空耗物力人力，不如先過一段安穩日子，吟風弄月肯定比戎馬倥傯舒服一些。宋朝的選擇表面上很丟人，實際上是審時度勢、揚長避短，體現出一種無奈下的明智。明清對宋朝的軍事制度有所借鑒，但弱宋的教訓也警示后來者竭力避免。

別看宋朝如此軟弱，經過現代人的整理，卻擁有一個技術強國的光環，并且世界領先，這就讓人費解了。先不說技術強國的論證過程有何缺陷，至少與軍事失敗有矛盾，因為常理是技術強國必然有過一段軍事強國的光輝歲月。而宋朝在結束五代十國亂局后，就沒有強過，終其一朝被打得磕頭求饒、茍延殘喘，看不到技術強國的風范。相比之下，漢唐的表現才符合技術強國的特征。

農業社會的生產技術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中國在農耕技術上長期有優勢，宋朝并無飛躍。宋朝在手工業的某些方面如瓷器制造，有重大進步。但這些領先零碎松散，地域性極強，主要為商業服務。而技術只有為軍事服務，才能高下立判，產生逐步改變社會的力量。先進技術的功效向軍事領域傳導延伸，實現連接，在任何時代都有必然性，對于大國尤其如此，因為戰斗力強能獲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對于宋朝是技術強國的觀點不必一一論證，或者為生產技術向軍事技術轉換遇到阻礙尋找各種借口。只能讓人相信，宋朝是技術強國的現代闡述，是另一部經過文學演繹加工的評書。例如北宋仁宗年間由文臣編寫了一部《武經總要》，內容包括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兩部分，有很多實物圖畫，被尊為百科全書式的軍事著作。可惜此書近似雜耍賣藝，中看不中用。書中所載武器設備的功效如能發揮后人想象的十之一二，宋朝即使不能逞強，也不至于當受氣包。

《武經總要》中的三弓弩、絞車、旋風砲

認為宋朝是技術強國的錯覺首先來自橫向對比。因為同期歐洲和西亞亂象叢生，宋朝盡管一敗再敗，卻能保持經濟繁榮，著實幸福很多。但是經濟繁榮不等于國力強盛，也不意味著全面的技術領先，因為繁榮與技術強大沒有必然聯系。只要資源與人口匹配，少戰事，偏安一隅，都能享受一段繁榮期。宋朝不過是一隅有些大，繁榮期有些長而已。就像最后一只待宰的肥羊，會有一段優哉游哉的好時光，只是結局早已注定。宋朝的商業水平在中國歷史中確實濃墨重彩、可圈可點，但在抑商的大環境下，與歐洲和伊斯蘭世界相比，水平并不高，連廣泛流通的貴金屬貨幣都沒有產生，更別說形成以商人為核心的重要軍事、政治勢力。如果再細究一下，歐洲十字軍時代的混亂其實是崛起前的沖動尋覓，而宋朝的繁榮則是覆滅前的放縱迷惘。

更大的錯覺來自豐富的書籍，這要歸功于一項令人驕傲的技術成就，發明于隋唐、成熟于兩宋的雕版印刷術。書籍大量印刷出版，圖文并茂，其中不乏生產技術的內容。宋人沒有詳述前后傳承，只管記錄，加之文采飛揚，確實迷人。但只依靠書籍就把功績都歸于宋朝，未免有失公允。另外，經濟繁榮之下，很多人會有很多奇思妙想并付諸實踐。宋人先記錄再說，不管是否成熟或能推廣應用。夸大的文字描述與真實的技術功效之間，經常在有意無意中充滿了欺騙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而在考古發現中，宋朝嵌在漢唐與元明的中間，綜合技術發展保持一貫性和正常積累，不存在奇峰突起。如果進行量化比較，沒有什么實質性突破。

有觀點認為宋朝市民階層活躍，官學私學興起，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在人文精神方面堪比文藝復興。一連串的窩囊廢皇帝確實缺少權威，官民發聲也是好事，但宋朝搞來搞去的人文精神，結果居然是推崇圣人訓的程朱理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酸腐的囈語被當做時代的強音，哪里有文藝復興中質疑上帝說的影子？

宋朝只是中國農業社會中的一環，自身的特色并不具有被后人賦予的現代性，其社會演變更不支持是技術強國的判斷，反而由于軍事軟弱，政治保守，致使漢文化的影響力呈現萎縮之勢。當后人習慣于將落后歸罪于明清時，造釁開端實際是兩宋。

遼宋夏金廝殺相持之際，更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只新生力量。一代天驕成吉思汗（1162-1227），沒有文采，不懂風騷，只識彎弓射大雕，在陣陣罡風吹襲下，1206年統一蒙古諸部落。其后蒙古鐵騎憑借高效的軍事能力，呈輻射狀向外迸發，經祖孫三代，橫掃俄羅斯、中亞、西亞，滅西夏金宋。最終在西面受阻于喀爾巴阡山、小亞細亞和埃及一線，在南面受阻于濕熱的印度和中南半島，東臨太平洋，北至極寒之地，建立了世界史上地域最廣闊的蒙古帝國。但是因為疆域太大，不久很快解體。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蒙古帝國擴張迅速，過程非常慘烈，屠城是常用的手段。對手如果不能有效抵抗，投降是唯一的辦法。成吉思汗的兒子和孫子不需要任何藝術的烘托，是歷史中權勢最大的一群兒子和孫子，掌管著欽察汗國（也稱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利汗國和元帝國。一群軍事強人，接下來必然是你爭我斗，最終的結果或解體、或被吞并、或與當地融合。

蒙古帝國疆域

蒙古帝國維持的時間很短，它可能從來就沒有真正統一過，除了那張大大的地圖，沒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遺產，重新打穿東西通道是最大的貢獻。在此期間，一些漢人工匠隨軍遠行，一路施展各種才藝，火藥、雕版印刷也被傳至西亞。其中最有趣的插曲是全真教道士丘處機，從山東被召至興都庫什山附近覲見成吉思汗，講授長生成仙之法。道教很難得出了一次遠門，留下一本記述沿途風貌的《長春真人西游記》。有來有往，伊斯蘭的大批商人來到中國，阿拉伯的回回炮、醫學隨之傳入。而最傳奇的故事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疑似來到中國，回到歐洲后，留下一本游記。

蒙古帝國對世界的主要影響是西征，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南下。拆散夏金聯盟，消滅西夏，聯手南宋，消滅金朝。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孫，繼位蒙古大汗后，于1271年建立元朝，隨后勢如破竹，滅亡南宋。中國的漢文化區第一次迎來了真正意義的外族統治者。新領導帶來了新氣象，漢人受到排擠，漢文化也受到壓制。后人述史經常耿耿于懷，對于元朝的統治充滿了不滿和不屑。不過可能正因為缺少漢文化的約束，元朝的很多作為反而有些國際風范，熟讀圣賢書的人難以領略。

元朝沒能像法蘭克王國扭轉歐洲進程那樣扭轉中國的進程，其新拓展的疆域與漢文化不能相容。蒙古人和漢人的交流也不成功，在元末農民起義的大潮中，又退回蒙古高原，成為固守漠北的最后一支民族。西北的欽察汗國分裂成諸多小汗國，后來有些與俄羅斯民族融合，有些則退守中亞。蒙古人數量少，西征過程多拉攏借用突厥人，以致后來留在西亞、中亞的蒙古人慢慢被伊斯蘭化、突厥化。曾經出現的帖木兒王朝（1370-1507）是中亞地區最后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其創始人帖木兒大汗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即使所言不虛，也是已經被突厥化的蒙古后裔。帖木兒帝國解體后，中亞政治版圖的演化開始向現代靠攏。

蒙古帝國耗盡了漠北的能量，一片神奇的土地歸于平淡，各種軍事優勢漸漸不復存在，很難再向外迸發激情與血腥。蒙古帝國來去匆匆，與亞歷山大帝國何其相似。它們一為西征，一為東征，都想將已知的世界劃歸統一的版圖，都成功了大約三分之二。亞歷山大、成吉思汗兩位強人的偉業是最頂級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是都無法持久。

遼宋金元更替時期的另一個深遠影響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發生了變化。唐朝后期，關中平原因千年持續開發，植被破壞及水土流失嚴重，已無地利可言。唐末，長安、洛陽毀于戰火，五代中除后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均定都于華北平原的汴梁，隨后北宋也順勢定都汴梁，完成了政治中心的一次東移。但是汴梁地理條件較差，地勢過低，靠近黃河和大運河的便利不能抵消水患連連，最終在遼金的持續沖擊下被放棄。同期，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生產優勢進一步得到展現，南宋都城杭州就是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不過因離腹地過遠，不適合成為政治中心，在明初被更有歷史淵源的南京取代。在這一輪尋找政治中心的過程中，華北平原北部、燕山南麓的北京，看上去并沒有太大的競爭優勢，卻悄悄登場了。

北京的歷史一般從商周時期的薊國和燕國算起，用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給北京增壽的做法，沒有什么意義。秦漢以后，北京所在的地區作為漢文化的邊緣地帶，長期處于戍邊防御狀態。地區的行政中心基本圍繞著海河水系的河流來回遷移。北京因有永定河之利，也位列其中。

契丹族興起后，游牧民族因經常遷徙，所以設有多個都城。遼于938年定北京為陪都，稱南京，北京開始擺脫邊陲重鎮的角色定位。金滅遼后，于1154年在北京正式建立都城，稱中都。元滅金后，于1272年定都北京，稱元大都。從此，北京又從區域政治中心躍升為全國政治中心，維持至今。期間三度受到南京的挑戰，分別是明初、太平天國和民國時期。

左圖：元大都和義門（今西直門）甕城遺址。右圖：元大都部分西墻遺址。

與長安、洛陽、汴梁、南京等都城，先經后政的發展路徑不同，北京如果不是后來成為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的地位無從談起。脆弱的經濟基礎本是政治中心的硬傷，很多都城都因經濟衰落被廢棄。而北京能反向運行，一旦出世，就迫使其他競爭者“王氣黯然收”，并且在多年的轉換和拉鋸中保持優勢，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是如果仔細體會，卻又最符合中國特色。因為在大一統的要求下，只有選擇北京才是長安的正宗延續，也是漢文化為擺脫弱宋困局所做的努力。

（作者：丁不二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