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恐懼的紀念碑》中提到,“蠻族”通常只滿足于劫掠和勒索。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們奪取定居人的領土和政權,甚至主導了中原王朝的更迭?
成吉思汗曾在遺訓中告誡子孫,絕不可因為貪戀物質財富,離開草原變成定居人。但他的子孫大部分成為廣大定居民族的新主人,并讓這些定居民族的基因混進了蒙古人的血液。
蒙元入侵,也許是中原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但并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神州陸沉
四世紀的東西方,游牧人大規模入侵定居人的家園。無論是東漢的長城,還是羅馬人的長城,都未能阻擋游牧人的入侵浪潮。
公元350年前后,一個有著東方長相的游牧民族越過橫亙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普里皮亞季大沼澤,登上歐洲歷史舞臺。他們迫使原來騷擾羅馬帝國的諸日耳曼蠻族,因為恐懼逃入羅馬帝國尋求庇護,最終引發成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狂潮。

今天,一般都認為入侵歐洲的“匈人”(hun),就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匈奴。他們的入侵在阿提拉(406年—453年)統一匈奴各部時達到頂點:阿提拉的多民族混合大軍曾兵臨法國的奧爾良地區、兩次入侵巴爾干半島、包圍過君士坦丁堡、攻陷過西羅馬帝國首都拉文納。
匈奴人在歐洲的肆虐,不過是幾十年前中原浩劫的翻版。游牧人在中原制造的災難,無論在時間還是強度上,都遠超過阿提拉之于歐洲。將中國的這段歷史稱之為“神州陸沉”,恰如其分。
304年,南匈奴單于於夫羅之孫劉淵,率南遷依附于中原的匈奴人造反,自稱漢光文帝,拉開了諸游牧民族在中原輪番稱帝的序幕。此時距匈奴人在歐洲登場還有50年。自劉淵始,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將中原變成血海,史稱“五胡亂華”。
383年,阿提拉出生的20年前,東晉政權在淝水之戰擊敗了氐人苻健率領的多民族混合大軍,保存了中原文明的半壁江山。而歐洲版的淝水之戰則發生在451年——阿提拉大軍在夏隆(今譯作香檳沙隆,位于法國東北部)被羅馬帝國擊敗。

453年,阿提拉以游牧君主的經典方式暴斃之后,匈奴人的勢力迅速退回東歐草原。草原民族對歐洲的鞭撻和蹂躪,不過20年歷史,對中原地區的荼毒,則長達130余年。
四世紀,游牧民族對定居民族的入侵浪潮,是所有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帶蠻族的集體行為。當時羅馬人感概,各種從來不曾聽過名字的野蠻人,潮水一般不斷沖出森林或草原。
在中國,游牧民族南下始于三世紀的東漢末,原屬匈奴的各部落不斷南下內附,除匈奴外,羌人、氐人、羯人以及諸雜胡也同樣以驚人的速度內遷,改變了部分地區的民族構成。
西晉時,北方的秦、雍、并三個州,已成為羌、氐、匈奴聚居地。這種主動內附的情形,在西漢對匈奴軍事優勢最明顯的時候卻未出現。
當草原氣候變冷
北方游牧民族大規模主動內附南遷,是不是氣候的原因呢。
竺可楨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曾研究總結:東漢開始,氣候趨于變冷,到了曹丕225年軍事演習時,出現淮河結冰的記載,“第三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公元280—289年這十年間達到頂點。當時每年陰歷4月份降霜,估計那時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低1-2℃。”
游牧民族不斷大規模南遷,必然造成與漢人及官方的摩擦沖突。最后,有了官方歷史教科書中稱少數民族不堪壓迫而起義暴動——晉朝司馬氏家族自相殘殺的“八王之亂”。與其說這是“五胡亂華”的誘因,不如說正好給了他們一個功成名就的好時機。
北方游牧人上一次大規模入侵中原,是西周時代——犬戎聯合北方游牧人攻陷周朝首都鎬京,周幽王及太子被殺。
不過,西周滅亡前后的一個多世紀,正是氣候變得寒冷的小冰期,比“五胡亂華”時期的氣溫更低。也是歷史記載中胡人入侵最頻繁的時期。
但十二世紀的氣候比前兩次更寒冷,草原地帶旱情加劇。宋人不幸連續遇到了幾波蠻族興滅。先是野蠻的契丹人突然被更野蠻的女真人攻滅,接著,更野蠻的蒙古人又在女真背后崛起。
北宋滅亡時,正是這個小冰期最寒冷的時候。稍后氣溫有所回升,當氣候再度轉冷時,宋人面對的敵人已經由女真變成了蒙古。
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始,其赫赫武功為后人津津樂道,但少有人留意,當時蒙古高原正持續遭受罕見的自然災害。
——在拔都西征歐洲的1240年,蒙古草原的干旱曾使野草自燃,史稱“牛馬十死八九,民不聊生”。
蒙古人占領華北后,一度有殺盡無用的漢人、將農田全部變成草原的想法。它有落后愚昧的因素,也有北方草原已無法承載游牧人的原因。元史載,自成吉思汗建國至滅宋,北方草原地區被迫南下的貧民數量高達近九十萬戶。

明末女真人再度崛起的十七世紀,又是小冰期——東北亞地區極端氣候最嚴重的時代,比引發游牧人大規模遷移的三、四世紀和十二世紀都要冷。
滿清起兵犯明的理由之一是:明廷曾要求女真部落退出柴河、三岔、撫安的農耕區。因當時的氣候原因,女真社會的經濟生活已極度脆弱。
史料記載,十七世紀上半葉臨近遼東的朝鮮北方幾個道,因氣候緣故,傳統農業區的居民幾乎已無法以農事為生,只好越過鴨綠江采集人參。而剛剛統一各女真部落并入侵過朝鮮半島的滿清政權,嚴厲禁止朝鮮山民越境采集人參。國境線上處掛著被殺的朝鮮山民的頭顱,但越境采參仍屢禁不止。
竺可楨曾總結:“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播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傳播的趨勢。”
這個現象除了能解釋“五胡亂華”早于匈奴人入侵歐洲,還與游牧民族大規模遷徙征戰規律有很強的對應關系。
比如,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洲人,其興起之地幾乎都源自蒙古高原東端及興安嶺一線,而主體部落起源于蒙古高原西端的匈奴和突厥,雖然曾有過遼闊的帝國,但都不曾入主中原建立政權。
如果用氣候因素解釋,因為天氣變冷,都是自東向西、自北向南傳遞,它使得游牧民族或漁獵民族的遷徙和征伐,都是自東向西,罕見自西向東擴張的情形。而有些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是因為中原在他們向西向南的前進路上,但中原并不在突厥和匈奴向西向南前進的路線上。

氣候變暖同樣是災難
經常扮演搶劫定居人角色的,并不只是游牧人,蠻族人的入侵,也并非是在寒冷時期。
對住在鄰近大草原的定居民族來說,八世紀到十一世紀是全球氣候溫暖的黃金時代,游牧人盡管有強大的帝國,但上帝之鞭卻始終沒有真正揮下來。長期統治亞歐大草原的突厥人,對定居民族沒有表現出強烈的侵略性和破壞性。
但是,住在遠離歐亞大草原的西歐,這時卻遭遇前所未有的頻繁入侵洗劫。這些殘暴而亢奮的搶劫者,同樣來自北方,只不過不是騎馬而是乘船四處劫掠。這就是維京海盜。
草原上的入侵者,其識別特征是矮小的蒙古馬、強硬的復合弓和神乎其技的射術,而來自北歐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其識別特征是龍頭船、粗大笨重的矛、劍、戰斧以及其戰斗中對痛苦和疲憊的驚人耐受力。
維京人最初與外界的交道,只是與俄羅斯人小規模的貿易。八世紀后期開始,這些以放牧、打漁和農耕為生的人,突然變成了殘暴貪婪的海盜。
西歐各國鄰海而河流密布的地形,不利于游牧民族移動,但對維京海盜來說,卻是四通八達的坦途。此前一個世紀,維京人學會了在船上裝帆,借助風力他們能抵達靠劃船無法抵達的遠方。
維京人的龍頭船很輕便,沒有水道時,他們甚至可以扛著他戰船前進。維京人在氣候溫和適宜的小暖期,不斷拓展搶劫范圍,最南他們曾抵達紅海,向東他們曾抵達巴格達。
游牧人一般選在秋高馬肥、天氣轉涼的季節起兵,盛夏天氣轉暖時,游牧人則撤回涼爽的草原。維京人入侵的時節與游牧人相反,天氣暖和時他們揚帆出海,天氣轉冷時,他們北返回家過冬。
最初,維京人偏好小規模搶劫修道院,因為那里會有各種財寶,隨著搶劫經驗的豐富,維京人不再每年有規律性地定期往返地小規模搶劫。
公元871年,維京人沿塞納河逆流而上進抵巴黎,將之包圍了兩年之久,公元907年,8萬維京海盜橫貫歐洲大陸圍攻君士坦丁堡,這兩次都獲得了令他們滿意的贖金。

維京人突然爆發的破壞性,如果氣候變遷是重要因素的話,他們不是因氣候轉冷被迫離開家鄉,而是氣候轉暖,人口大量增長。有歷史學家估計,八世紀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總人口近200萬人,九世紀始,奉行一夫多妻、生子成群的維京人,因為人口壓力不斷向外擴張。
維京人填補了游牧民族打劫的空白,他們為禍最嚴重的地區,是游牧民族的鐵蹄無法抵達之處。維京人搶掠的足跡遍及英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俄羅斯乃至伊斯蘭世界。不列顛島由于不幸位于維京人出海打劫的航線上,成為荼毒最甚的地區。
維京人的搶劫熱情持續了三百年,他們甚至先于哥倫布五百年登陸北美。不過,等到嚴寒氣候來臨,蒙古人登上歷史舞臺時,在遠離本土的那些北方和西方孤島上的定居點,維京居民都沒有生存下來。
就像游牧人改變了東亞和中亞地區的民族構成一樣,維京人也改變了西歐沿海地區的民族構成。在法國,他們變成了諾曼底人,在俄羅斯,他們變成了羅斯人,在英格蘭,維京后代威廉一世1066年成了新的國王。
氣候與王朝更迭
趕跑了蒙古人的明王朝,對北方游牧民族的防范異乎往代,它不但修造了中國歷史上最長最堅固的長城,在對外用兵上也不惜血本。但在女真人在滿洲崛起時,關內又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明王朝同時遭遇了中國王朝更迭的兩大動力來源:農民起義和北方民族入侵。
按教科書的標準說法,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有被不斷兼并的趨勢,到了一定階段,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最終社會矛盾會激發到爆發起義的地步。而每個新王朝建立后,又會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環往復。
不過,美籍史學家趙岡的《中國土地制度史》通過文獻收集整理發現,自宋至民國,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國,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長期穩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斷增大然后又重新開始的循環。因為即便存在土地不斷兼并的趨勢,由于中國沒有家產長子繼承制的習慣,一代人辛苦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會被分散。
歷史記載中,與流民大量出現相伴的,是土地拋荒。這些土地并未被鄰居乘機兼并,故基尼系數未見變化。農民拋荒的直接原因是無法承受沉重的稅賦,種田還不若拋棄田產當流民。
史家習慣將農民不堪稅賦沉重的原因歸結官府的橫征暴斂,但在強調官府不恤民情時,會言及此時自然災害已導致農民顆粒無收。雖然強調自然災害有為官方卸責的嫌疑,但歷史上出現大規模拋荒,很多時候卻恰與氣候史上持續災荒年歲重合。
我們很難想象2008年南方冰災發生在傳統農業社會是怎樣的結果。但2008年冰災波及最南的地方,是粵北山區,但1245年,熱帶的廣州亦曾發生過雪災,史載“大雪三日,積盈尺余,炎方所未有也。”那正是被稱為全球“小冰期”一個極端天氣的例子。
今天的氣象學家認為,始于中世紀止于19世紀末的“小冰期”,與“正常”氣溫相比,平均氣溫只降了1℃,但對農業社會卻影響巨大:廣州大雪時,福州荔枝全部凍死;此前,因為氣候變冷,江南的雙季稻消失;唐朝時,陜西曾大面積培育柑桔。
十三世紀,不但陜西柑桔消失,連專供皇室享用柑桔的江西,也已不產柑桔了。同時,中國傳統紡織原料桑樹的生長北線,向南方退縮了2個緯度,棉花在中國的大面積推廣和最終替代了桑麻。
唐朝的滅亡,通常的說法是統治者的腐敗造成大饑荒,最后被黃巢起義摧毀。但現代歷史研究表明,發生農民大起義的九世紀,近百年的降雨量都低于正常年份,應當說,持續的干旱直接導致了普遍的大饑荒和空前規模的流民。
而推翻元朝的朱元璋更是饑民的典型,雖蒙元統治之殘暴與腐朽異乎往代,但元末水旱交替、黃河改道,蒙古人短短的統治期內基本沒有友好的天氣。從忽必烈登基始,元朝官方記載的賑災頻率就不斷加大。江南魚米之鄉的太湖竟在十四世紀的元代幾度冰凍數尺,許多南方的樹木被凍死。
明末李自成起義,天氣的原因來得遠比明王朝的腐朽更直接。明末,華北遭遇的旱災從1627年持續到1652年,即便是再開明的王朝恐怕也架不住如此長期的大饑荒。而此前在遼東于女真的戰事,不但耗空了明廷且幾乎征用了全社會的壯丁。
十三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最冷的是十七世紀。小冰期寒冷的冬季分別出現在如下時段: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間,而相對溫暖的冬季則分別出現在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有心的讀者自可對照此組數據看看中國歷史,是否與治亂循環與氣候有某種契合性。

如果游牧民族南下是上帝之鞭,而這根鞭子掌握在氣候變化的自然之手,我們會發現,這些文明人的征服者,有的人只建立過風一般來去的帝國,譬如阿提拉,有的人則建立了數百年的穩固江山,譬如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譬如愛新覺羅家族。是后者有更優秀指揮能力和他們軍隊的戰斗力更強嗎?
1619年,一位統四十萬蒙古兵的成吉思汗后人遇上了一位統兵三萬的敵手,猜猜看他們誰會贏?是成為成吉思汗還是草原上無數被遺忘可汗,關鍵因素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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