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是怎么算的？

小時候讀過一套書叫《上下五千年》，第一本開篇是這樣寫的：我們偉大祖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按照古代的傳統說法，從傳說中的黃帝到現在，大約有五千年的歷史，所以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

這一“傳統說法”和“通常叫做”不會早于20世紀初，因為古人不會有此意識和興趣，時間跨度也不夠。“五千年”之說最早出自哪里不好確定，最為有名者相傳是孫中山于1912年初寫的《黃帝贊》：中華開國五千年，神州軒轅自古傳。創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世界文明，唯有我先。這篇祭文是否真為孫中山撰寫有疑問，因為《孫中山全集》中不收此文，而同期孫中山倒是寫過祭明太祖朱元璋文。但是“五千年”之說借《黃帝贊》傳播甚廣，如今陜西黃帝陵立有該祭文的孫中山集字石刻。祭文充滿豪情壯志，不過以現在眼光看，內容并不客觀。尤其最后一句“世界文明，惟有我先”，基本屬于極端民族主義用語，不應得到認同。可是回到當時情況，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在清末民初，革命黨人為實現推翻滿清的目標，在準備軍事斗爭的同時，在文化領域也掀起一股崇拜黃帝的熱潮。

祭祀黃帝的活動古已有之，不過規格與受重視程度并不高。從陜西黃陵縣黃帝陵的歷史遺存稀少，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與某些名山封禪和祭孔活動無法相比，文人士大夫的詩文中也少有提及。另外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把祭祀黃帝的活動抬得太高，甚至上升到國家層面，也不是明智之舉。但是在清朝末年，隨著政治上反清、思想上疑孔，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經學猶如自由落體，其宣言的核心價值觀受到嚴重沖擊。在尋找替代品的過程中，借古立新是常用的手段，于是黃帝被隆重推到前臺，也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魯迅在1903年的詩作《自題小像》中有“我以我血薦軒轅”句，是當時部分知識分子心態的真實寫照，而五千年之說就是在這一時期因為討論紀年問題而帶出的一個副產品。

辛亥革命之后，清帝退位，建立民國，采用民國紀年，直到現在中國臺灣地區依然沿用，但也兼用西歷。大陸地區在1949年之后只采用西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公歷或陽歷。現在紀年問題看似非常普通，可是古代采取何種紀年卻為頭等大事，關乎正統與叛逆，是一種文化武器，用錯了就是謀逆大罪。要推翻滿清，就要確定新的紀年。既反對代表君權的年號制，同時也反對康有為等維新派主張的孔子紀年，于是革命黨人提出黃帝紀年。

黃帝紀年的具體年份確定當時有多種，最大誤差達200多年。后經宋教仁主張，采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實際是政論月刊）的一種推斷，統一黃帝紀年為公歷年+2698年。考證方法如下：據宋代邵雍《皇極經世》記載，堯元年為甲辰年，經考證相當于公元前2357年。再根據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堯以上共有五帝，其中黃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顓頊高陽氏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共計341年，因此黃帝即位之年應為公元前2698年。

從考古角度看，此中荒誕之處不必討論。當時的革命者畢竟不是考古學家，對社會有更新的認識，對古史未必有更多的知識，反對滿清，也要多借用神話傳說和術士之言。為了行文簡單明了，宣揚大漢族主義，又采取四舍五入之法，創出“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之說。其實黃帝并非中國歷史傳說的起點，之上還有神農、伏羲等等。不過黃帝時代的傳說，包括發明指南車、倉頡造字，已經符合當時世界所公認的一些文明標準，所以才選取黃帝。如果標準有變，革命者還能繼續上推，搞個盤古紀年也不奇怪。

由于辛亥革命勝利，黃帝紀年短時內占據上風。1911年武昌起義之后各省相繼獨立，一些新成立的軍政府紛紛使用黃帝紀年，以表示擁護共和，甚至有的地方還在作廢的清朝紙幣上加蓋黃帝紀年以便繼續流通。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宣布將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并同時廢止黃帝紀年。黃帝紀年因太過麻煩，在完成歷史使命后，迅速退出歷史舞臺。但是五千年之說已被廣泛認可，流傳至今。

即使是按照革命黨人的計算，也要到2302年才夠五千之數。不過在政治上四舍五入并不過分，有時候把一說成十，甚至是一百也是允許的。當時中國的史前考古并沒有全面展開，不可能提供早期文明的有力證據。由此可見，五千年之說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此后進行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才逐漸支撐起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但是因為先有一個出于政治需要的結論，后有證據，結果越討論越亂。有人主張五千年太短，有人主張五千年過長。公理婆理一番激烈交鋒，那么到底哪種說法更有根據呢？

在考古學中，對于早期歷史，與文明相對應的是文化。這組文明和文化的定義相對嚴格，專業性較強，與今天常說的文明和文化的概念有一些差別。文化指尚未發明文字，總體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期，屬于新石器時代，有別于舊石器時代。通常認為新石器時代有三個基本特征：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不同于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發明陶器；出現農耕（包括畜牧）。文明指發明文字以后的時期，初始稱為農業文明，之后還有工業文明。另外劃分的標準還有城市和青銅器等，但一般公認以文字出現為標準。文字的前身是符號，只考察個例，二者的差異不大。文字對數量有要求，組合在一起能夠表意，是社會成熟的標志。中國大地上的很多歷史遺存如仰韶、紅山、良渚等，有非常精美的陶器和玉器，盡管他們距今都在五千年以上，但是只能稱為“文化”，而不稱為“文明”。

中國最早的文字現在只能斷代到商朝，算是進入嚴格意義上的文明史。其實只要采用和世界其他地區同樣的標準，哪怕是只算到商朝，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史距今只有約3600年，也不必大驚小怪，甚至覺得低人一等。距今七千年的黃河仰韶文化，六千年的北方紅山文化，五千多年的南方良渚文化，都很燦爛輝煌，與之后的文明史連成一體，所有這些祖先留下的豐富遺存足以讓后代永遠自豪。而且歷史中文化與文明的劃分只是一種人為標準，是以考古學為依據、學界公認的標準，不應摻雜政治需要和民族情感，否則所有的比較將失去意義。就像采用公歷紀年，而不必改回黃帝紀年一樣。“上下五千年”已經成為流行說法，指文化史太短，指文明史偏長，兩邊不靠。要改也不容易，注意使用的場合就是了。

對于中國上古史的認識，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觀點精辟獨到，核心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觀，簡單摘錄如下。

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為了從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顧頡剛還提出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

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即指把神話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

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顧頡剛的觀點發表于1922年，受到學界重視。雖然部分不完善之處至今仍有爭論，但諸多方法不僅適用于中國史，也適用于世界史。人類文明史中因有豐富的遺存與史料，胡編亂造的范圍被逐漸縮小，信史與非信史逐漸分離，不過層累地造史活動并未停止。大千世界，各派立場不同，層累的方法與內容出現分歧，形成認識不同。由于考古挖掘不能提供歷史全貌，造成傳說和真相在情感的干擾下，會發生互換。在擴展知識的同時，不免有越來越亂之惑。“五千年來，中國如何如何”的句式，今天的國人耳熟能詳。從最初的政治需要擴展至文化需要，經過層累內容愈加豐富，可惜說起來豪情萬丈，細究起來破綻百出。但是近百年的考古研究至今難以動搖五千年之說，因為中國依然面臨和百年前某些相似的困境，而祭拜黃帝、認祖歸宗至少能為海峽兩岸關系和全球華人凝聚文化認同發揮新時期的作用。

上世紀末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希求探尋中國的文明之源。盡管成果毀譽參半，不過不失為一次有益的嘗試，因為至少將問題規范在了學術界之內。考古學中，只有遵循統一的方法和標準，腳踏實地的研究，平和嚴謹的討論，才能回歸理性，盡可能勾勒出歷史的本來面貌，否則只會自尋煩惱。也許到底上下幾千年其實并不重要，因為最終令人著迷、甚至陶醉的是歷史的真相，而非歷史的幻象。

（作者：丁不二方舟）

發表于 2014-02-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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