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南北分界線是長江還是淮河？

1141年，纏斗了百年的宋金達成紹興和議，議定以淮水至大散關一線為雙方統治區域的分界線，彼此偃旗息鼓，與民生息。

這條邊界線維系了百年不墜，直至蒙元滅金，一統河山，才消弭于無形。有趣的是，此邊界線又恰與中國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分界線秦嶺淮河一線大致重合，也與南船北馬、南米北面的人文經濟區劃線差相仿佛。

然而對于中國南北分界線，乃至南與北的概念，人們依然沒有在文化心理，歷史意向和精確現實之間達成一致。

失長江者失天下

更愿意以長江而非淮河來劃分南北，是中國人的心理深受文化歷史圖景影響的一個明證。

南方自古就是存在著的，然而相對于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河漢和河洛地區的主流文明區，它長期缺乏一種文化上的表達，雖然有屈原這樣的楚文化的天才。

從東漢末年開始的為躲避戰亂而進行的大規模南遷，開始將南方密集地納入主流文明的文史圖景中，作為南方核心的江南的概念也開始生成并不斷被固化。

從東晉的謝靈運唐宋的杜牧、柳永，再到南明的侯方域，一代代的江南士大夫們游山玩水，歌詠吟唱，把南方的精致繁華與風流蘊藉表達到了極致。而北望長安，壯懷激烈，冀圖收復中原，則成為江南精英們樂此不疲的感時懷古題材。

與此同時，無論是三國大戰之赤壁火燒連營，還是符堅的投鞭斷流，祖逖的中流擊水，辛棄疾的北固山懷古，乃至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岸猶唱后庭花”，都一再強化了長江保南阻北的符號意義——劃江而治是解決南北紛爭的暫行性格局。

因而長江的得失總是被視為打破平衡的關鍵。南下者，一旦攻破長江，則東南半壁江山唾手可得；北伐者，一旦過江，便呈直搗黃龍之勢。

尷尬兩淮

中原者，兩淮也，淮南淮北，大體上淮南為江淮之間，淮北為黃淮之間。近代以來兩淮被人們習稱為江北，其作為東南腹地的重要性，從清末的一次行政規劃動議所引發的爭議便可略見端倪，而其尷尬地位也在那次風波中展現無疑。

勃興于太平天國之后的捻軍起義，其主要活動區域為兩淮區域的豫東、皖北、蘇北和魯西南，此四省交界地帶令有關各方的剿捻戰事都呈力有不逮之勢。

面對此局面，清廷內部便有將此四地合納為一省的動議，甚至將此一新省的名號都擬好了——江淮行省。除了捻黨為患外，此四地風土人情的一致性也成為一個有力的理由：民風澆離，好勇斗狠，土地貧瘠，喜食面食。

相對于北方，他們是“南人”。然而相對于江南，他們長期作為“江北人”而存在。

此議最后因在京江蘇籍大佬們的竭力反對而未果，反對的一個最有力理由是如果把江北“割讓”給新建行省，則兩江總督轄區猶如被“腰斬”，必失騰挪之勢，而將日趨蹇促，日久則大不利于東南膏腴之地的賦稅供給。

確保東南賦稅無虞是歷代定都北方的古代統治者日夜縈繞于心頭的大事，的確可以成為反對者最有力的理由。

蘇北、淮北仍歸兩江轄制，則運河運輸的流暢完整在黃河以南可以更有把握一些，而進入山東境內，則屬直隸范圍，乃京師鞭長而及之地。

有清一代，如何協調江、淮、黃、運之間的矛盾沖突，令兩江、河運及鹽運總督絞盡了腦汁。橫生出一個江淮行省，不僅會使運河運輸產生意想不到的梗阻，甚而會威脅到賦稅重要來源的兩淮鹽場的完整性。

南北概念的拓寬

有史家說，日本之敗就敗在圍繞中國問題的“南”“北”之爭上。日本在中國南北問題上的“歷史近視癥”體現在其對運河作用的過度重視上。自1850年代黃河決口北侵奪大清河入海后，運河運力日減，在與海運之爭中漸漸處于下風。

然而甲午戰后，日本所索要的通商口岸中，仍多為運河沿岸的蘇州、杭州和揚州。而后海運日興，兼以英人建成津浦鐵路，運河終成廢棄之態，而蘇、杭、楊也都不復往日繁華景象。

事實上，自清末以來，隨著南北鐵路干線的打通和海運的興旺，中國南北概念的意涵已被大大拓寬。

無論是南方的革命黨興，還是北洋軍閥的混戰，無論是“海防”、“疆防”之爭，還是“海派”、“京派”論戰，都超越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因農業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相爭而產生的南北議題。

（作者：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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