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的美軍為何以收集敵人頭骨作為戰利品為榮？

1944年5月，《生活》（Life ）雜志的“本周照片”中顯示了一個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輕女人正坐在辦公桌旁給男朋友寫信，她男朋友正隨海軍在太平洋地區服役。娜塔莉神情恍惚地注視著男朋友送給她的禮物：一個日本兵的骷髏，已經被擦得干干凈凈，上面還刻著14 個美國軍人的名字以及這樣一行字：“這是一個日本好人——在新幾內亞海灘上撿來的一個已經死去的日本人。”據文字說明說，娜塔莉對這件禮物感到震驚，但她還是按照日本首相的名字把它取名為“東條”。

▲名叫娜塔莉·尼克森的年輕女人正坐在辦公桌旁給男朋友寫信，神情恍惚地注視著男朋友送給她的禮物

《生活》雜志的讀者寫信譴責娜塔莉和骷髏的照片，說它“令人惡心和恐怖”，并指出，如果情形顛倒過來，東京一份著名雜志發表一張照片，顯示一個年輕的日本姑娘注視著一個美國士兵的骷髏，肯定會導致人們對日本人邪惡行為的極大憤慨。這些信在1 9 4 4 年6 月1 2 日發表。第二天，《紐約鏡報》（Ne wY o r k M i r r o r ）報道，賓西法尼亞州一位國會議員送給羅斯福總統一把開信刀，是用一個日本士兵的肩胛骨做的。很顯然，這位議員已為送給總統“如此之小的一個日本解剖人體部件”而道歉。日本的評論員強烈抨擊美國總統的偽善：他“從他經常談論的關于文化和人性自由的書上撕下了一頁”。接下來，幾天之后，娜塔莉和骷髏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媒體，引發了人們的狂怒。“甚至在這個美國姑娘的臉上，也明顯可以看出美國人的獸性，”日本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的一位記者寫道：“讓我們所有人發誓，讓美國人的野蠻從地球上消滅。”

只是后來，隨著人們越來越擔心美國戰俘和平民俘虜的安全，羅斯福總統才退還了那把開信刀，并暗示已經為那塊骨頭舉行了恰當的葬禮。海軍對《生活》雜志上那幅照片的反應是：針對涉事中尉——娜塔莉的男友——所謂“被指控的”行為，啟動了一次三心兩意的調查，最終不了了之。

根據1 9 2 9 年的《日內瓦公約》，褻瀆敵軍的陣亡將士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它違反了慣常的戰爭法則，也違反了日本與美國之間關于如何對待陣亡者的現有的雙邊承諾，但海軍最高司令部在反應上行動遲緩。陸軍部確認，褻瀆日本陣亡者是“對法律和禮儀的嚴重違反”，但與此同時，阻止發表關于“紀念品”的故事的理由是：它們可能導致戰場上的報復行為。這既強調了謹慎的需要，同樣也（即便不是更佳的話）認識到了體面的需要。

▲美國《生活》雜志封面圖

同時，指揮官們奉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這種非法而殘忍的行為”，調查并懲罰違規者，《生活》雜志照片的故事傳到了在太平洋地區服役的部隊。1 9 4 4 年1 0 月，一個1 9 4 2 年入伍的3 0 歲藝術家約翰·蓋塔·布朗寧在新幾內亞的霍蘭迪亞附近撿到了一個骷髏。他把這個骷髏帶回了營地，放在一個朋友的床上，每個人都給它拍照，但他知道，審查官肯定不會讓他們再看到這些照片。他在日記中寫道：“軍隊對骷髏問題有著近乎神圣的緊張不安，我們再三得到警告：擁有日本人的骨骼、牙齒等等，都有可能面對軍事法庭、死亡，以及許許多多荒唐的威脅。”他認為，《生活》雜志的報道“沒有任何幫助”。但是，布朗寧和他的戰友們并沒有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些“荒唐的威脅”。

他們的司令官，這些曾帶領軍隊在一場數百萬人喪命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他們，認為“骷髏問題”相對來說并不重要。有些軍官期望他們的人做壞事，另一些軍官則選擇對證據視而不見：本著狂歡節的精神，從戰場上撿回一個骷髏常常被視為“合法違規”。讓士兵們“按照要求”做壞事這個問題長期以來讓軍方備受挑戰，特別是自2 0 世紀大規模強征入伍出現以來。訓練制度故意要通過身體虐待和口頭辱罵來剝奪新兵們的身份認同。

在新兵們進入的這個世界里，士官有著不受限制的權力，攻擊性有著很高的價值，外人被非人化，他們生活的地方的每一個細節都由別人來設計。嚴酷的訓練策略幫助侵蝕了平民的價值觀，也創造出了更有效率的殺手。在越南服役的一位海軍陸戰隊隊員還記得關于發現敵軍傷員之后的操作指南：“如果已經上好了刺刀，你只要刺刀朝下，用教練員自己的話說：‘割下他的頭’，或者，‘再額外捅他幾下’。”如果士兵不能殺死傷員，他們在心理上就不適合戰斗。

那是一種必須達成的微妙平衡。士兵們被預期在戰斗的壓力下作出邪惡的反應，但當國家不再需要他們的軍事貢獻時，便重新開始和平的生活。在20 世紀中葉，新聞評論員們都承認，“和平時期給你帶來最大麻煩的家伙”是戰斗中最優秀的家伙。作為一個平民可能讓你鋃鐺入獄的行為，在作為一個戰士時卻可能為你贏得勛章。裝飾敵人的頭顱，把你的名字刻在骨頭上，絕不會為你贏得勛章，但在武裝部隊內部，人們心照不宣地承認，像這樣的行為讓戰爭的心理要求變得更容易。　

▲二戰的美國將軍

在美國，每年都會有一兩個來自太平洋戰爭、越南或朝鮮的戰利品骷髏冒出來，被寄給法醫學家鑒定。偶爾，當警察為了其他原因而搜查財產的時候碰巧會發現它們，但通常是它們的擁有者上交或扔掉的，他們對于把這些東西留在家里有一種十分不安的矛盾心態。在美國、澳大利亞或英國，人們不接受把一個戰利品骷髏放在家庭背景中。

在一場血腥的戰爭剛剛過去之后，即使它們被迎進一個軍人的家里，作為對他的公正獎賞，但幾十年之后，它們都變得反常和令人厭惡，即便對那些最早取得它們的人也是如此。偶爾，家庭成員滿懷深情地看待它們，但很多人——特別是退伍老兵們的妻子——發現它們風味不佳，讓人神經緊張。那個曾經為它們創造過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它們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了。

幸存下來的戰利品骷髏是一些來自戰斗的恐怖碎片，這些戰斗過去、而且一直以來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作為戰爭恐怖的物理證據，想必正如很多收集它們的人感受到的那樣，它們在家里似乎格格不入。既具體又模糊，這些“戰利品人頭”證實著過去的經歷，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明確限制，不容易與他人分享。盡管在戰爭的歷史上，陣亡者常常是看不見的，但他們在士兵們的日記中被反復提及，因為他們到處都有。死亡無處不在，因此，死亡成了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其方式外人無法理解。這大概是老的戰利品骷髏在今天為什么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它們把死神的世界帶到了此時此地，促使我們試圖去理解無法理解的東西。

盡管戰利品骷髏在平民社會里似乎很不協調，但在戰場上，它們履行了很多不同的職能。像獲取它們的士兵一樣五花八門，它們可能象征著憤怒或恐懼。有些骷髏像狩獵戰利品一樣被對待，但另外一些骷髏變成了愛的象征、吉祥物、偽科學標本或玩具。它們很可能啟發內省的瞬間，就像它們鼓勵虛張聲勢的炫示一樣；畢竟，一個人骷髏就是一個曾經和我們大家打成一片的人。一點也不奇怪，在很多方面距離死亡如此之近的士兵們被人的骷髏所吸引。

戰利品骷髏是已經被馴服的敵人，其本身就能夠喚起養育的感情：這些骷髏被戴上了帽子和頭盔，把香煙或煙斗拿給它們抽。像約里克一樣，它們也重獲新生，獲得了新的個性和昵稱；但是，重新賦予人骨以生命的那種游戲性質的努力也起到了強調它們沒有生命的作用。

首先，戰利品人頭證實了一個人的力量，他殺死了另一個人，并讓人成為一件工藝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軍人寄回國內的那些骷髏都被徹底清理和擦亮了。死亡的所有腐爛都被洗凈了，創造出了某種白色的、沒有生命的東西取而代之。敵人已經靜止不動。人身戰利品所表達的是一種生存決心，一種與本部隊成員休戚與共的關系，而你的生命依賴于他們。即使當它們引發一個士兵的哺育本能時，它們依然是他的最高霸權的冷酷表達。它們幫助士兵們重新獲得權力感，因為，高高舉起的戰利品人頭斷言了對戰斗混亂的控制。在斷頭臺上高舉叛國者頭顱的劊子手也可以這樣說：宣告秩序的重獲新生。

摘自書籍《人類砍頭小史》弗朗西斯·拉爾森著北京斯坦威圖書授權合作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