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興奮劑：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

2016年8月6日里約奧運會，孫楊在400米自由泳比賽中以0.13秒之差輸給澳大利亞選手霍頓。賽后的采訪中，霍頓稱孫楊為“嗑藥騙子”，孫楊也因此被推到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就在網民注意力集中于8月13日孫楊霍頓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賽再戰時，12日，中國泳協的一則聲明，讓興奮劑再次被放到臺面上，成為不得不說的奧運話題之一。

中國泳協聲明稱，年僅18歲的中國女子游泳運動員陳欣怡尿檢呈陽性，她在8月7日里約奧組委實施的賽內興奮劑檢查中，被查出A瓶氫氯噻嗪陽性。氫氯噻嗪是一種利尿劑，這是一種增加排尿的藥物，在體育運動中常被用于迅速減輕體重，或是降低尿中含有禁用藥物的濃度逃避興奮劑檢查。

從里約奧運開始前的俄羅斯奧運軍團遭大規模禁賽，到中國游泳新星陳欣怡尿檢陽性。談之色變的“興奮劑”到底為何物？

一、歷屆奧運會中的興奮劑身影

公平競賽是奧林匹克憲章奠定的奧林匹克競賽的基本原則之一。自第一屆現代夏季奧運會于1896在希臘舉辦以來，這一思想一直指引著運動員去突破自我。然而，隨著體育商業化的不斷深入，金錢和利益的誘惑讓少數運動員深陷興奮劑的漩渦，興奮劑成為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共生的“腫瘤”。

1968年，國際奧委會開始在第十九屆奧運會中開展興奮劑檢測工作，由于技術手段等原因,檢驗人員對當時常用的“大力補”等興奮劑毫無辦法。因此整個奧運會期間，僅檢出一例違禁藥物事件——瑞典現代五項選手利延沃爾成為奧運史上被查出的興奮劑違禁第一人，他服用的違禁藥物只是過量的酒精。

圖一

使用興奮劑的黑幕開始公布于眾，然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二、興奮劑的演變

興奮劑是指違反醫學道德和體育道德，用來提高運動成績的物質和方法。也就是說興奮劑不僅僅是指禁用藥物，還包括禁用方法，比如血液回輸。

興奮劑的演變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見圖二：

圖二

1968年，國際奧委會規定的禁藥種類僅有8種，到2016年，禁藥的數量增長到300余種，見圖三：

圖三

可怕的是，這也是一份一直在增加厚度的禁藥列表。

1968年反興奮劑運動剛開始時，國際奧委會規定的違禁藥物為四大類，隨后逐漸增加，目前已經達到九大類。分類基本按照物質的藥理作用，見圖四：

圖四

三、興奮劑的危害

興奮劑的種類不同，其功用也不相同。有的可抑制和減輕疼痛，從而增強運動員的自信心；有的可以增加心率、肌肉血流量、肺通氣量，從而提高循環系統和呼吸系統的機能，加強能量代謝；有的可以增加肌肉塊頭和力量，有助于增加訓練強度和時間，從而提高速度和耐力等等。

圖五促紅細胞生成素進入人體過程

從醫學角度上講, 使用興奮劑對運動員的身體、心理健康極其有害, 有些危害甚至是終生的, 不可恢復的。含有興奮劑的各種藥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超常體力的支出和精神負荷會給機體帶來損害, 使身體能量儲備過量消耗、恢復期延長、生理功能紊亂, 甚至造成極度衰竭死亡。例如類固醇對人體的影響，見圖六：

圖六

但需要消除的一個偏見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被反興奮劑組織所禁用的藥物，在生活中肯定也沒有什么合法的用途。但實際真相卻是：興奮劑被反興奮劑組織列入“禁用藥物”名單的物質，只是因為它們有被運動員濫用，從而有破壞體育公平的可能性，和藥物本身的性質、應用并無關聯。例如害得孫楊被禁賽三個月的曲美他嗪，就是心內科常用藥物，主要用于冠心病的治療。

四、反興奮劑的艱難之路

上世紀60年代，國際奧委會針對興奮劑泛濫的嚴峻現實，率先開始在奧林匹克運動中開展反興奮劑斗爭。國際反興奮劑斗爭總的來說分為三個階段，見圖七：

圖七

第一階段是從1968年至1988年，基本上是國際奧委會單打獨斗；第二階段是從1988年至1998年，各國政府開始參與反興奮劑斗爭；第三階段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領導下的全球反興奮劑新格局正式形成。20世紀90年代，興奮劑的新品種、新方法不斷出現，興奮劑檢測技術又相對滯后，難以有效檢測出運動員正在使用的新型興奮劑。國際奧委會也因利益沖突而在領導世界反興奮劑斗爭上受到質疑。

國際奧委會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后開始采取了一項有力打擊興奮劑的措施。當時國際奧委會決定，每屆奧運會的樣品將被保留8年，一旦有成熟的檢測新方法便可以隨時重新檢測樣品，增加反興奮劑威懾力。從2014年索契冬奧會開始，樣品保存時間被延長至10年。2015年新版《世界反興奮劑條例》正式將10年條款納入規程。一般的興奮劑檢測流程為，見圖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