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獄的步步驚心

含冤入獄無疑是一個人人生中最悲慘的經歷，然而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法避免在判決上的失誤。現在讓我們看看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讓一場審判變成了普通人的一個噩夢。

沒法駁倒的物證

某市A先生在街頭被殺，接到報警后，警察迅速封鎖了犯罪現場，法醫收集指紋、毛發、以及DNA證據，拿到了法醫室里去研究。然后根據現場發現的物證，他們發布了嫌疑人名單——你。

但你根本沒有去過那兒，也不認識受害者A。當然我們知道你是清白的，然而這時你的辯解并沒有用，因為受害者身上的毛發、傷痕、指紋和DNA證據顯示兇手就是你。那么，這場誤會又是怎么產生的呢？

毛發一直是法醫從犯罪現場收集的物證之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的警察都會在顯微鏡下，仔細辨別在犯罪現場收集到的毛發，是不是和嫌疑人相匹配。比如在1982年，美國人勞倫·蓋茨因為強奸和謀殺罪被抓，因為FBI分析師找到了受害者尸體上的兇手毛發，通過比對鑒定，這些毛發屬于勞倫·蓋茨的概率高達99.99%。在這個幾乎確鑿的證據下，法院判處了蓋茨終身監禁。然而在2009年，DNA顯示受害者身上的頭發根本就不是蓋茨的，在被關了28年后蓋茨最終無罪釋放。后來，FBI開始承認這一分析方法的疏漏，并承認有21000名嫌疑犯被用到這種方法。所以，一個無辜的你，可能會因為被認錯的毛發入獄。

然而，用DNA檢測就一定可靠嗎？現代遺傳學表明，同卵雙胞胎或多胞胎的DNA基因幾乎完全相同。還有一種奇美拉現象，一些正常人攜帶至少兩組DNA，所以DNA并不能100%確定某一個特定的嫌疑人。即使這些例外情況不會發生，由于一個人的DNA有上萬個基因，由于時間和費用的限制，司法中的DNA鑒定并非將基因圖譜完全解碼出來，而僅僅是檢測特定的基因分型，這就使得DNA識別不可能100%的準確。

有的時候，分析鞋印、指紋、工具痕跡也好像很有用，然而這些線索并不能確定誰是嫌疑人，在沒有真正弄明白不同鞋子、不同指紋的分布人群，分析這些線索好比大海撈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有了類似的數據庫，利用計算機算法才能計算出犯罪分子的可能人選。

但即使指紋、DNA數據庫、腳印數據庫都存在著，鑒定工作也會因人而異。特別是那些認為你就是嫌疑犯的人，檢查這些證據時會帶著個人偏見。

2010年，美國佐治亞州的一個研究團隊把一名被告的DNA證據呈交給17個經驗豐富的法醫實驗室的分析師手上，沒想到這些分析師的意見出現了嚴重分歧。有3個人認為這個被告不能被排出懷疑，4個人認為沒法確定他是不是嫌疑犯，另外12個人認為這名被告可以被排除嫌疑。

總之，即使看起來最沒問題的物證，也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就像倒了大霉一樣，一切的物證忽然無緣無故地指向了你。

確信無疑的當事者證詞

除了物證，有時，案件的當事人還會突然言之鑿鑿地指控清白的你就是嫌疑犯，弄得你一頭霧水。你既不認識當事人，也從未到過案發現場，怎么就突然被指控了呢？

讓我們來看一個案例。在1979年的美國佐治亞州曼徹斯特，約翰·羅姆被指控在一個74歲的老婦人家中，打傷和強奸了她。這名老婦人的證詞讓羅姆被關了22年，直到DNA測試為他洗脫了罪名，找到了真正的罪犯。

羅姆的案件并不是特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心理學家指出，接近3成的法庭上的錯誤指控源自人們記憶錯誤。這是因為我們的記憶很容易被別人的想法污染，即使那些記憶力很好的人也會被影響。比如當見證人與他人交談過程中，看媒體的事件報道時，他們可能看見了人們推測的兇案發生的可能過程，或者警察在幫他們回憶案發時的過程時，記住了警察推測的故事，將這些故事當做了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從而產生了錯誤記憶。

此外，“似曾相識”感也會加重這種偏見。在羅姆的案子里，受害者回憶當初之所以指認羅姆，是因為從警方呈現的一些可能包含兇手的照片中，看到了羅姆的照片，感覺十分熟悉，好像以前見過他。這種憑著感覺的熟悉即使找不到記憶源頭，也沒人去追問。而一旦受害者看了照片，特別是從照片里認出了某個人，很容易就開始指控這個人為嫌疑犯。

審訊里的漏洞

你緊張得臉上不停地冒汗，因為你現在正在被兩個警官拷問。雖然你從未犯過警官所說的那些罪行，但你很難不被警官所誘導。根據美國研究團隊的調查，超過四分之一因為DNA證據才被免罪的美國人曾經做出虛假供述或者有罪的供述，甚至包括一些嚴重的罪行比如強奸或者謀殺。

為什么無辜的人會承認自己犯過罪呢？在訪問了許多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之后，研究者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一個嫌疑人招供的原因是人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陳述。在警察局，嫌疑犯往往會被關到一間房間里，懂心理戰術的警官為了讓嫌疑犯交代，可能會以正當的理由去鼓勵人們承認罪行，或者為了舒緩嫌疑人的緊張情緒，提出了一種看似很理解嫌疑犯的說法，“我很理解你為什么這樣做，因為他畢竟使你損失慘重……”警察的這些猜測性故事，很容易變成嫌疑犯記憶的一部分，開始認同他們確實殺過人或者盜竊過，只是記不起怎么做了。

一個極端的例子發生在1974年的冰島，6個無辜的人被指控殺了2個人，所有的人在單獨監禁、剝奪睡眠和大量的炸彈式的問題中認了罪，日后的DNA證據才證明了他們的清白。所以，如果你的心理很脆弱，又剛好遇到審問技巧如此高超的警官，那么你將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

法庭上的偏見

事情看上去非常不妙，盡管你是清白的，你的案子一路走到了審判階段。你站在了法庭上，希望法官和陪審員是公正的。

但在你開口講話之前，這些人可能已經因為你的外貌，形成了你有罪的觀點。年齡歧視、外貌吸引力、種族和性別都會影響到法官和陪審團的判決。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61%的翻案發生在非裔美國人身上，也就是大部分被誤判的人為黑人。調查也發現所有的白人陪審團更可能去判定黑人被告對白人犯罪，而對于外貌嬌好者和女性嫌疑人，法官也會更留情。

除了這種個人的偏見，法官還會對統計數字偏信。英國曾經有個律師被指控謀殺了兩個年幼的子女，但這個律師堅持他們是死于同一種疾病。法官請來兒科醫生提供證詞，兒科醫生提交證據說，兩個孩子由于某種疾病死于相同家庭的可能性是1:73000000，這個數據來源于英國政府資助的一項調查嬰兒突然死亡的研究。雖然研究團隊承認忽略了遺傳因素會增加兒童同時在一個家庭中死亡的風險，這個因素同樣在法庭上被忽略了。所以法官即使知道有意外情況要發生，但還是相信概率太小，從而做出了錯誤的判決。

你看，一個冤獄產生的過程并不復雜，當我們再遇到判刑時，還會輕易相信審判結果嗎？

本文源自大科技*百科新說2016年第9期雜志文章、歡迎廣大讀者關注我們大科技的微信號：hdkj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