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錢幣發展史，曾是領先世界的霸主？

在基督誕生幾百年前，中國的國家政府就已經開始發行青銅制成的圓形硬幣了，青銅是一種銅、錫合金。每文銅錢中間有一個方孔，與等重的青銅等價。這個貨幣系統存在缺陷。青銅本身價值并不特別高，因此單枚銅錢的面值也就很低。為了創造價值更大的單位，人們把銅錢穿成串，每串百文或千文。

銅錢串體積大而笨重，而且價值依然不高。要求中國的大商人使用銅錢，就像讓今天的并購銀行家用成捆的25美分硬幣去收購公司。更糟的是，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家、中國貨幣史專家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研究，最終這個帝國的銅藏量告罄，無法滿足制造錢幣的需求了。銅短缺的宋朝被迫建立了一套“短陌”（short-string）標準，770文錢的錢串可以當作千文使用。

▲會子的青銅版

1161年，宋代出現了或許是全球最早的現代紙幣：會子。

地方政府和豪富巨賈試用紙質錢幣已有兩個世紀之久，但會子是首例全國性的、國家印制的鈔票。它按銅錢幣值來計算價值；最低面額的鈔票等值于200文銅錢，最高的等于3 000文。（歐洲最早的鈔票出現在1661年，晚了5個世紀。）

理論上來說，人們可以將手里的會子換成銅錢。不過，中國政府和商人很快就發現，印造會子能降低對銅幣的需求，使他們能將銅幣出口到同樣以中國銅幣為貨幣的日本。政府印制的紙幣越多，能用于出口的銅幣量就越大。在他們推出這一創舉幾十年后，會子事實上與銅幣脫鉤了：不論紙幣面額多大，它們都無法兌換成銅錢了。實際上，它們已經成為了經濟學家所說的“法定貨幣”（fiat money）。

法定貨幣沒有內在價值，它之所以有一定價值是因為政府宣布它有效。美元就是一個例子，同樣還包括歐元。作為紙片，美元和歐元鈔票本身幾乎是毫無價值的。然而，由于它們是政府機構正式印制的，人們便可以把這些花花綠綠的矩形紙片交給雜貨店店員，然后拎著滿袋食物走出店門。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帝國內流通的比索銀幣則是商品貨幣：因其制造原料昂貴且具有價值。中國的銅幣也是這個道理，只是青銅并不特別貴重。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商品貨幣是有問題的，因為政府不能完全控制錢幣的供應，國家貨幣就會受到隨機沖擊的支配。例如，在哥倫布航海時代，從緬甸到非洲西部的貝寧都通行的貨幣是子安貝。不久后，歐洲人從印度洋上盛產貝殼的馬爾代夫群島運來了巨量貝殼。整條狹長區域內的政府都被擊潰了。運轉了數世紀之久的金融系統，在電光火石間就崩潰了。

但這種外部壓力對法定貨幣不會構成沖擊。有了法定貨幣，政府幾乎徹底掌控了貨幣供應；它決定了鈔票的需求量并指導鑄幣廠的印制。理論上來說，政治家可以通過擴大或收緊貨幣供應來打造更好的經濟環境。

▲宋代的會子

法定貨幣最大的缺陷也恰恰是它最大的優勢：鈔票的印刷量由政府決定。

施行紙幣后，宋代皇帝驚訝地發現：他們只需將油墨圖案印到紙片上，就可以買東西了。這一策略在數十年時間里都是成功的。隨著紙質貨幣在整個帝國的推廣，國家必須增大紙幣供應，皇帝個人的花費也就被整體的上升給淹沒了。13世紀初，南宋皇帝（宋理宗）決定與北方的敵人開戰—首先是金，然后是蒙古人。為了應付糧草和軍隊的開銷，他將印鈔機開到了最高擋。結果出現了通貨膨脹。但宋還沒來得及引發貨幣災難就敗給了蒙古人。之后建立元朝的蒙古人發行了他們自己的紙幣，總量極其龐大。發明惡性通貨膨脹的“榮譽”屬于蒙古人。到14世紀50年代，元的紙幣已經完全失去價值了。十年后，元朝被明朝取而代之。

明朝第一任皇帝洪武皇帝剛登基，就下令以他的名義發行新錢幣—不再是毫無價值的紙幣。可惜的是，洪武帝發現這泱泱大國的銅礦藏已經近乎耗盡。自然而然，銅的價格上漲了；青銅幣的鑄造成本甚至超過了它預設的面值。情況就像每生產一個面額一毛的硬幣，需要花費兩毛的成本。毫不意外，發行的錢幣并不多。明銅錢于是變成了罕見物，因為過于少見，生意人在收到它們時甚至會猶豫，商人缺乏與這種錢幣打交道的經驗，因而無法辨別它們的真偽。

明王朝很快就和前朝一樣發現了啟動印鈔機的好處。通貨膨脹再次爆發；十年間，紙幣貶值約75%。洪武帝的應對方式是不再發行新的銅錢。他想迫使人們使用紙幣，但并不奏效。關閉鑄幣廠的舉動導致貨幣供應出現不足，因而令明政府發行的銅幣更加稀缺，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它們作為貨幣的價值。古幣的價值則被抬高，因為人們信任也熟悉它們。同時，形勢極大地促進了造偽。大部分偽造的銅錢很容易和真幣區分開來。但商人太渴望顧客以某種方式付給他們錢，因而也就接受了偽幣，不過他們會要求溢價。

當商人忙著攫取所有能找到的古幣與偽幣時，紙幣在繼續貶值。1394年，明政府下令禁止使用本朝的錢幣—一個“無視經濟現實”的政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家萬志英在1996年出版的《財富之源泉》（Fountain of Fortune）中這樣寫道（筆者的描述也主要引自這本杰出的中國貨幣史專著）。不出所料，政策失敗了。但皇帝鍥而不舍，在1397年、1403年、1404年、1419年和1425年五度禁止使用鑄錢。每當禁令失效，皇帝就會再次準許銅幣流通，直到下一輪禁令開始。與此同時，明還在以足以引發通貨膨脹的速度印紙鈔。這一切聽上去猶如精神錯亂，但事實確是如此。在派系林立、積怨彌深的朝廷，政府政策往往只是大臣密謀權斗的偶然性副產品，制定之初就很少顧及它們的實效。結果導致當倭寇震動東南沿海時，天朝帝國卻沒有能正常運作的貨幣了。

我的表述過于簡單化了。貨幣依然在運作，間歇地、不可預知地運作。每位皇帝都會發行刻有自己年號的錢幣。但當他死后，繼任者會很快宣布先帝在位時鑄造的錢幣沒有價值；只有新帝鑄造的新幣才是唯一有效的貨幣。正史《明史》記載道，商人們突然發現“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

▲清代西寧府董鵬九銀錠

因為需要用東西來進行支付，在新君的錢幣運到之前，商人和顧客會使用前幾任君主的舊幣；由于銅料的缺乏和王朝的行政低效，這一過渡經常要延續數年，甚至數十年。然后他們會使用新幣，直到政府突然再次禁幣。據臺灣歷史學家全漢升稱，這最終變成了一場傳遞燙手金融山芋的游戲，每個人都努力在價值歸零之前花光所有的鑄錢—當那一刻到來，他們會竭力把鑄錢轉嫁給倒霉的接盤笨蛋。

“而乃旦更暮改，迄無定議，”16世紀的一位帝國首輔悲嘆，“小民見得如此，恐今日錢而明日不用，將必至于餓死。是以愈變更愈紛亂，愈禁約愈驚惶，鋪面不敢開，買賣不得行，而嗷嗷為甚。”

“旦所得錢，暮不能為用”，1606年中原地區的一份地方志這樣解釋道。店主會突然全部拒收。

一夫倡言，千人附和，雖有厲禁，視若弁髦。無何，有客來買前錢，以一當三，捆載而去。此所謂壟斷之尤，而奸人之雄也。富商大賈，坐牟厚利，細民重困，無有已時。

這些抱怨有夸大嗎？1521年，嘉靖皇帝繼位登基。當時他還年輕，距離用女子身體修煉長生術的歲月還有幾十年，他正迫切渴望重新掌控國家的貨幣供給。他決定發行高質量的新錢，以為這樣人們就會放棄舊幣和假幣了。

地理學家、史學家顧炎武在鴻篇巨制《天下郡國利病書》（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Province in the Empire）中描述了嘉靖新幣的影響。顧炎武舉了位于月港以南10英里的福建漳浦縣的例子。顧炎武寫道，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縣里的商人在嘉靖朝開始后仍然傾向于使用宋代的鑄錢—準確地說，宋神宗元豐年間的錢—而此時距離其發行的1085年，已過去四個多世紀了。之后十年，嘉靖皇帝設立鑄幣廠，以最快的速度造出錢幣。嘉靖的努力對漳浦的影響并不大。年復一年，顧炎武描述，人們首選的錢從一種宋錢換成另一種。每次更替后，手里積攢的廢錢就成了困擾。直到1577年，嘉靖皇帝駕崩五年后，漳浦縣才終于開始使用合法貨幣。數十年來，人們第一次使用現任統治者萬歷皇帝鑄造的錢幣。但這一狀況轉瞬即逝，顧炎武寫道：“方一年，而萬歷錢又置不用。”

▲名為“銀錠”（sycee）的小銀塊，在明、清兩代取代了鑄幣。銀錠上的烙印包括銀匠的標志（從圖中難以識別，可能是“順祥匠”）和年份（光緒二十年，即1895年）。

白銀早已被視為價值貯藏的一種，只是因為它太稀有、昂貴，所以很少用于普通的小規模交易。但銅錢和紙幣的不確定性使得無計可施的商人會隨身攜帶做成淺碗狀、直徑一到四英寸的小銀錠。生意人碰面時用銀錠來做買賣，使用珠寶商的秤來稱重，然后用特制剪刀裁下需要的量；他們會請“看銀師”來鑒定銀錠的純度，“看銀師”收取評估費，而且通常會對買賣雙方耍詐。盡管不太靈光，但這套系統比起隨時可能價值歸零的鑄錢要好得多。1570年，一位作家抱怨道，到倭亂末期，鑄錢在整個市場交易中的使用份額已經不到十分之一了。中國政府并沒有發行銀錠；仿佛在自由主義的幻夢中一樣，貨幣供應實際上實現了私有化。任何能弄到白銀的人都能請“看銀師”來認證它—即刻可用的錢！大家都在使用散碎銀兩付賬。

明朝皇帝也漸漸不情不愿地接受了這套系統。中國基本的稅收制度—農民上繳一部分收獲物—已經延續800年沒有改變過了。但隨著時間推移，它不但充滿了漏洞還增加了許多額外稅項，這為腐敗提供了機會。京城朝廷通過一系列法令，重排了稅賦清冊，并要求人民用原銀而非實物來繳納新增的稅賦。到16世紀70年代，萬歷朝開始時，90%運到北京的稅收都是閃著光澤的金屬塊。

?中國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它的“白銀化”意味著數千萬富裕的中國人突然之間需要大量的銀塊，用來完成繳稅、做生意等最基本的事情。它激起了對這種金屬極其龐大的需求。麻煩的是，中國的銀礦就像它的銅礦一樣，幾近枯竭了。買賣人弄不到足夠的白銀去支付任何東西，包括他們自己的稅費。附近唯一的白銀供應源就是日本。在官方層面，中國和日本之間并不友善—確實如此，這兩個國家不久后將在朝鮮爆發一場戰爭。為了得到足夠多的白銀來維持生意運轉，商人們找到了倭寇。買賣人用絲綢、瓷器和持有白銀的兇寇做生意，回國后用這些銀子交稅，最后銀子又被投入到打擊兇寇的軍事行動中。明政府是在與自己的貨幣供應來源作戰。

無法調和矛盾的京城最終允許福建商人出海經商而無須擔心受罰。如今可以公開行事了，福建人將成千上萬的人（大家族中的幼子）送往亞洲各地，為之后的貿易或榨取建立立足點。即使是在馬尼拉的馬來村（Malay village）這樣荒僻的地方，當黎牙實比在1571年登陸時，當地也已經有150多個中國人了。另有數百人顯然住在群島的其他地方。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菲律賓意外地發現帶有白銀的外國人，這簡直是天賜良機。運來西班牙銀元的大帆船，就是滿載錢幣的船。

摘自書籍《1493：物種大交換開創的世界史》，[美] 查爾斯·曼恩（著），中信集團出版社授權合作稿，全網首發。

文：查爾斯·曼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