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越來越能“接受”加班？

晚上11點，深圳科技園，張剛從公司下班，他騎車先后經過了TCL大廈、中興研發大樓、聯想大廈、創維大廈和騰訊大廈，并隨手拍下了這些寫字樓的日常——創維、中興有兩三層的人在加班，騰訊大廈和后面的大族激光大廈幾乎有一半的辦公室還亮著燈。

這個渴望成為中國硅谷的科技園匯集了3000多家技術公司，每天都有數十萬像張一樣的公司人穿梭其中。在滴滴出行和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聯合發布的《2016年珠三角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中，深圳當選最愛加班城市，36.9%的人在晚上9點之后下班。

深圳是珠三角最愛加班的城市

在華為員工的BBS“華為心聲社區”中，以“加班”作為關鍵詞搜索，結果達到了100頁的上限。今年年初，有員工這樣抱怨：來公司兩年，出差19個月，孩子兩歲了，在一起的時間還不到5個月。

加班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無論出于被動還是主動，公司人似乎越來越能“接受”加班這件事。

不安全感，張這樣解釋自己加班的原因。于他而言，“不安全感來自自身定位，想早點成為大牛。”和以往印象中被動加班的情況不同，如今職場中越來越多的人甚至選擇主動忙碌。

當很多同一批進入法院的同事已經開始獨立辦案子時，劉勇超有些著急了，因此他主動要求從法制宣傳崗調至業務崗。今年碩士畢業進入一家網絡媒體當前端工程師的黃軼靖，會在下班回到家后，繼續寫兩小時代碼。已經工作將近10年的圖書編輯徐嘉祺，仍然保持著每周加班3天以上的工作節奏，即使不在辦公室，他的腦袋里也都考慮著工作的事。

他們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公司人：年輕，未婚，單身，在沒有朋友聚會的工作日里，加班成為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比起依靠公司，他們更愿意相信自己，在有限的時間里不斷提升自己的職業競爭力，并在合適的時機跳槽，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發展。

這多少也反映出公司人的某些不安全感，經濟下行讓整體的就業環境都變得嚴峻。外企、銀行、500強……這些原來概念里可以待一輩子的大公司，如今也頻頻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更不要說那些還在掙扎的創業公司了。

與1980年代的民營企業創業潮和1990年代的“下海潮”相比，如今的這輪創業潮更加全民化，并且集中在技術領域。伴隨著“夢想”和“成功”，一并被提起的還有“生存”——這是所有創業公司都要直面的現實。

經濟日報社發布的《創業企業調查報告》顯示，資金成為制約創業的首要因素，在所調查的1000多家創業公司中，近一半的公司去年處于零盈利或虧損狀態，這在初創企業中更為常見。用戶量提升了多少、有沒有盈利、bug有沒有修復、競爭對手有什么新動作、能不能活下去，這些問題驅趕著創業公司一刻都不敢懈怠，這種壓力會很直接地影響到在其中工作的公司人。

張所在的公司是一個只有20多個人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公司每天提供午飯和晚飯，晚上10點之后的打車費還給報銷——幾乎解決了員工加班的大部分顧慮。張一般都會加班到10點之后，而他的老板會加班到更晚。

事實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不僅帶動了創業熱潮，對于IT和互聯網行業以外的其他傳統行業也有很大的影響，在面臨業務轉型的境況下，在傳統行業工作的公司人同樣不輕松。智聯招聘發布的《2015年白領8小時生存質量報告》顯示，在所有行業中，互聯網行業加班時間最長，每周加班9.3小時，其次是房地產、交通、汽車、政府部門、金融業、能源、服務業和傳媒行業，每周加班都超過5小時。

工作時間的延長某種程度上也要歸咎于技術帶來的改變。從去年開始，移動辦公軟件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根據市場調查機構IDC的統計，截至去年年底，中國社交化移動辦公軟件市場累計注冊用戶8300萬人，企業用戶600萬家。

移動化辦公軟件把人們從辦公室解放出來，帶來了碎片化的上班時間，讓溝通變得高效，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使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變得模糊。

移動辦公軟件的使用無形中延長了加班時間

除了手機沒電，徐昕已經想不起上次關機是在什么時候。這樣時刻在線的狀態她已經保持了快兩年。她在杭州一家廣告公司當媒介策劃經理，工作性質決定了她必須隨時候命，“客戶基本上除了睡覺也一直在線”。

不過比起被客戶“盯著”，公司人可能更不愿意為了加班而加班，但遺憾的是，這種消磨工作熱情的職場環境如今依然存在。

在一些管理者眼中，加班仍然被認為是工作態度積極的表現，相反一個高效率的員工在下班前準時完成工作，卻未必會得到管理者的賞識，甚至反而會讓后者覺得是否工作量還不夠。久而久之這種被動的加班文化，成了誰也不敢戳破的“絕對正確”。

做著外界認為比較清閑的HR工作，翁赫卻幾乎天天加班。他所在的招聘部門有5人，正常下班時間是5點半，但“領導不走，誰也不好意思走”的氛圍始終存在。漸漸地，下班時間拖到了七八點。有一次翁赫的同事因為搬家，每天加班到6點半就回去收拾東西，“早走”了三四天之后，他被領導直接指責下班太早。

加班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勤奮？有時候只是制造了努力的表象，實際的問題卻是白天工作效率的低下。翁赫的領導白天會給他們安排臨時工作，翁赫不得不通過加班，完成本應該在白天完成的任務。

吳煒認為公司流程的拖沓和低效是直接造成他不得不加班的重要原因。他目前在電商負責第三方商家運營。盡管是一家互聯網公司，諷刺的是，每次商家參與活動的流程要像國企一樣經過層層報批，才能最后錄入系統。這使得吳煒經常要工作到晚上9點多，而前陣子臨近雙11這樣的大型電商促銷活動時，10點多才能從公司離開更是家常便飯。

不止是中國，實際上從數據來看，整個亞洲地區的公司人似乎普遍要比其他地區的人更操勞。根據瑞銀集團的調查，中國香港是全球工作時間最長的城市，上班族每周工作50多個小時，而巴黎的工作時長比中國香港整整少了20個小時，也就是說巴黎的公司人每天僅工作6小時。日本、韓國則是出了名的加班大國，膠囊旅館就是加班的產物。日本去年因過度工作引發的自殺案有2000多件。作為應對，日本政府正在呼吁更靈活的工作時間、給加班時間設置上限，并在今年10月出臺了《預防過勞死等對策白皮書》，想通過行政手段緩解過度加班這個社會問題。

而在很多西方國家，加班是一件不被推崇的事情。如今在國外工作的中國人，或許更有這樣的體會。艾勇興兩年前移民新西蘭，現在一周的工作時長相當于國內的兩天，如此他有了更多的時間照看兩個孩子。在瑞典一家車企工作的梁銳在入職的時候就被經理提醒，不要加班，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

一個現實是，在企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競爭和淘汰是必然的階段，在有限的人力和無限的工作下，加班成了無法回避的結果。不過隨著過渡完成，員工超負荷的工作付出并不應該是一種常態，不論是否出于自愿，員工長時間的加班都是企業狀態不健康的表現。在日趨成熟的過程里，讓每個人承擔合理的工作量，才有利于公司人更好地挖掘和發揮自己的潛在價值，也能幫助企業留住更多優秀的人才。

今年夏天，張還是換了工作，從深圳科技園來到北京中關村，依然是創業公司，下班時間比在深圳的時候提前了兩小時左右，但也要到每天8點多。不過這在他看來，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起碼能改變過去只有工作沒有生活的非正常狀態。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出現的公司人均為化名。）

_{作者：王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