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最早竟是由古代契丹人首創的？

落后文明要在短時間內向先進文明過渡，一直是個歷史性難題。

因為，但凡是自發的變革，首先都是下層器物的革新和經濟方式的轉變，這種模式可以稱為“自下而上”。比如唐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經濟的興起，加上科舉制提供了下層崛起的條件，經濟基礎得到了改變后，整個社會才可能由“士族”轉向“平民”，文化思想也由“貴族文學”轉變為“平民文學” ——這個過程由中唐持續到北宋，歷經上百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又如英國“工業革命”，首先是在經濟基礎方面轉型到工商業，然后上層的政治體制也就順應而為。

▲遼上京壁畫《契丹兒女》

而一個落后文明要在短時間內邁向先進文明，無疑是需要強制改革的，這種模式與上一種正好相反，可以稱為“自上而下”。君王在最頂尖，利用強權推行改革，其著眼點在于修改上層建筑，而下層經濟基礎缺失，就必然成為空中樓閣，無本之源。比如晚清“戊戌變法”，就是典型的失敗案例；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只改上層，沒有改革農奴土地制度，也是不成功的。

落后文明應該如何過渡呢？

▲遼國疆域

繼鮮卑人之后，契丹人是歷史上又一個崛起的少數民族。它在公元 10世紀建立了一個比北魏更強大的國家——遼國。

遼國的疆域，比當時的漢族政權 ——宋朝要大兩倍之多，兩國抗衡了上百年，“契丹”的赫赫威名，一度延伸到中亞乃至歐洲，當時許多外國人就把契丹等同于中國。

契丹人吸取了鮮卑人的教訓，不再搞“全盤漢化”，而是結合了自己的“國情”。

當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年事已高，要在兒子當中選接班人。長子和次子都很優秀，在滿朝文武大臣中各有一批支持者。長子耶律倍是皇太子，精通漢文化，詩詞歌賦無一不熟，很受耶律阿保機的喜愛；次子耶律德光是兵馬大元帥，掌握軍權，驍勇善戰，也很受耶律阿保機的喜愛。但由于遼國初建不久，大部分皇室和官僚都排斥漢化，再加上遼太后依然主張奴隸制度，所以喜愛漢文明的皇太子耶律倍失去了大多數朝臣的支持，讓位于弟弟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便是遼太宗，他成為遼國的第二代領導人后，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遼國要發展，就要擺脫落后的體制，向南擴張，引進先進的漢文明體制；而國內既得利益集團卻拒絕漢化，排斥漢文明，所以才導致皇太子耶律倍失去帝位，這個前車之鑒也是遼太宗要顧忌的。

▲耶律阿保機，遼朝開國君主

歷朝歷代，改革總是會遭到守舊勢力的抵觸。這種情況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清朝戊戌變法，舊勢力瘋狂反撲，大清國喪失良機；沙皇俄國全盤學習西歐，彼得大帝也遭到強烈抵制；日本明治維新，幕府勢力極力阻止；法國大革命前夕，貴族、教士壟斷上層不放手……

遼朝也是一樣，舊有的契丹貴族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如果走“漢化”改革道路，他們的奴隸制度就會瓦解，兵馬、糧草、錢等的一系列管理體制就會被漢族體制所替代，更令他們擔憂的是，漢族精英一定會受到重用，到時候，契丹貴族的權力會拱手讓與漢族官僚，這是他們最不愿看到的。

之前的北魏全盤漢化導致的社會分裂，也是前車之鑒，遼太宗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統治下的國家步北魏的后塵。

怎么辦？

遼太宗雄才大略，在奪得中原重地“幽云十六州”后，富有創新精神地提出了新模式。

▲燕云十六州，即幽云十六州

“一個國家可以有兩種制度，此所謂‘因俗而治’。最重要的是先把經濟搞上來，百姓安居樂業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辦了。”站在游牧草原和農耕田地的分界線上，遼太宗躍馬揚鞭，這樣告誡契丹官員。

《遼史》記載：“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遼朝的“一國兩制”內容如下。

行政體制為“南”“北”二院，在契丹舊地，依然沿用奴隸社會的部族制，官吏一律用契丹族人，掌握契丹的一切軍政事務，也是遼朝的最高權力機關；在中原地區則用漢族的方法治理，仿效唐朝的官制，設立三省六部機構，以此安撫漢族精英，讓他們來管理漢族人的事務。但是北院的權力要高于南院，可見遼朝的政治重心在于契丹本民族。

南北分院的“一國兩制”為后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政治遺產，很好地處理了“國情”與“接軌”的內在矛盾。《遼史》記載：“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 ”

▲《東丹王出行圖》局部

由于南院是被征服的中原漢地，與北方的契丹舊地沒有利益沖突，所以契丹舊貴族們并沒有損失，也就不反對在南方搞改革。遼太宗穩定了國內各種勢力，便可以騰出手來發展經濟，在幽云十六州選拔了一批漢族的知識分子治理南方的事務，下詔書招聘賢才，引進漢族的做法。

甚至連遼朝的首都也分為多個：上京、南京、東京（“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上京是契丹人發源之地，祖居于此，風俗習慣沿用本民族傳統；南京是今天的北京，已屬中原農業地區，建立南京后就開始設立南面官員了，主要用來治理漢族人；東京則是被征服的渤海國，也大體上遵循舊有制度不改變。

遼朝的多個京城，以上京為根基，向四面八方擴展，從各個方位控制了遼政權所統轄的不同地區，這在客觀上符合了契丹主體民族的國情，也照顧了其他民族的利益，使“國情”與“接軌”得到了很好的統一。

十幾年下來，通過潛移默化的對比，北方的契丹貴族們開始明白：“哦！南方經濟果然發展很快，漢文明的生產方式和管理制度確實比游牧的居無定所要先進很多！如果我們學習南方這樣做，也會取得很大成果。”契丹貴族們逐漸由反對變為支持，尤其到了“契丹二代”，他們比父輩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從開始了解漢族商品、使用漢族器具，到逐步熱衷漢族的衣冠服飾、飲食文化，最后到羨慕漢族的政治體制——這種漸進式的改良，終于擴散到整個遼國。

▲明成祖朱棣被西方世界稱為“契丹皇帝”

遼朝以漸進式改良，逐步完成了“現代化”，并保持了自身特色，留下足夠的時間去吸收、消化外來文化，國內穩步發展，沒有像北魏那樣產生過大動蕩，可見契丹人比鮮卑人要成熟了很多。

正因為遼朝很好地處理了“國情”和“接軌”問題，其燦爛的文化和聲名也比北魏更加持久。遼代的醫藥久負盛名，《脈訣》和《針灸書》中的治療方法至今仍應用在臨床實踐中；遼代的鎦金、染織、造馬具、制瓷工藝精湛；契丹鞍與端硯、蜀錦、定瓷被并列為“天下第一”；契丹族繪畫、舞樂、建筑等藝術，多姿多彩，成為中華藝術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契丹有自己的文字，使用了好幾百年，極大地影響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對中華文化的一大貢獻。

在 10～ 12世紀，遼朝成為中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契丹”一詞甚至成為外國人對中國的代指，在俄語中，“中國”的發音是“ Kitay”（或 “Kitai”），英語也有用“ Cathay”的稱呼來表示中國，幾乎所有阿爾泰語系的北方諸民族，以及遠至中亞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都以“契丹”一詞指稱中國。甚至在元朝建立后，歐洲古代東方行記中仍將中國的北方和中原并稱為“契丹”，乃至到 15世紀初，明成祖朱棣還被西方世界稱為“契丹皇帝” —可見遼王朝聲名之遠播，影響之巨大，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摘自《變革之路－中國歷朝改革得失》，鞠佳（著），中國工人出版社授權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