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們，是怎樣應對春運的？

年關已近，2017春運即將到來，雖然“春運”一詞始見于1980年的《人民日報》，但其實自從有了春節，春運現象也就應運而生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現在春運的主要人群是返鄉民工和那些常年在外地工作的人，以北上廣深及主要省會城市的往返人群為主。

在古代可不一樣，一方面古人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也就是當你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有不得不遠行的理由時才提倡你出門；另一方面古代的治安不好，外出可能會遭遇各種不可預知的天災人禍，政府也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不讓一般人到外面溜達。這樣古代春運的人流量相比于今天是小多了，主要以做官的（受“回避”制度影響，形成了南人北官，北人南官的現象），在外游歷的讀書人（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及做生意的行商為主。

人流量雖然沒有今天這么大，但是環境惡劣，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利，當官的還可以坐馬車坐船，窮書生和小本買賣人只能風餐露宿，依靠兩條腿跋山涉水了。相比于古人，我們今天的搶票難、擠火車、睡過道、忍堵車其實已經優越多了。

隋代詩人薛道衡是河東汾陽（今天山西萬榮）人，在南方做官的時候趕不回去和家人一起過春節，感受著南方人熱鬧的節日氣氛，寫下了“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把節日里渴望回家過年這種如日如年的思歸盼歸之情融入到了九曲柔腸之中。唐代的白居易在外做官，回不了家，郁悶地寫道：“守歲樽無酒，思鄉淚滿襟。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把不能與家人親友團聚的苦悶灑落在嘆息中。北宋的蘇軾在陜西做官時，除夕之夜西望川蜀，聽著外邊的炮竹聲寫下了：“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合。”把一個人身在異鄉的孤單寂寞冷化作了滿滿的惆悵。

相比于壓根回不了家，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別人一家團聚，盡享天倫之樂的異鄉客，堵在半道上的更不少。寫出“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明朝才子楊慎的老爹楊廷和年輕的時候在北京的國子監里求學，春節回家過年要背著朝廷下發的補貼物先甩開腳丫子走，等到了運河邊上再坐船，順利的話也得兜兜轉轉大半個月；要是碰上河道不暢，只能囧在路上向著成都方向興嘆幾聲。弘治年間的首輔李東陽有個朋友叫徐浦，告老還鄉回家過年的時候，從臘月初走到了臘月底，73歲的老頭子踏入家門，一把辛酸淚噴涌而出：“三十年宦海沉浮，就沒有過幾個舒心的年，打今兒起，再也不愁春運了。”。大詞人柳永被羈旅在途中，更是嘆道：“萬水千山迷遠近，想鄉關何處。”。

除了這些回不了家的，囧在途中的，還是有比較樂觀的人。明代的著名驢友徐霞客一生大半時間在外游歷，過年被擱在外面是常有的事兒。公元1639年的年末，當徐霞客來到云南的雞足山時，正趕上臘月二十九，當地新認識的朋友比較體貼，就邀請他一起去過除夕，徐大旅行家“煨芋煮蔬，甚樂也。”這一個春節在他眼中具有了非凡意義，是身處萬峰度除夕，勝人間千百宵的一個夜晚。唐代的大詩人王灣沒趕得上過年，雖然因為漂泊在江河上愁悶了半天，但終歸因為晨曦間的紅日感受到了春意盎然，道出了“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般積極向上的生活真理。

可見，從古至今，春運一直是讓人們“步步驚心”“人在囧途”的難事兒，并非我們所獨有。雖然我們的交通條件不斷在改善，汽車、飛機、輪船、火車、高鐵等交通工具的選擇越來越多，但在40余天的時間里，要有將近30多億的人員流動，這種密集度肯定會導致回家過年難，可只要想到家人的期盼、團聚的天倫情、熟悉的鄉音鄉味、記憶中的山水草木，我想再多的顛簸折騰都是值得的！

發表于 2017-01-0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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