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頭臺為什么會退出歷史舞臺？

斷頭臺是終極舞臺，千百年來，生與死在這里嚴肅上演。斬首是劊子手的杰作，圍在斷頭臺周圍的人群很快就會對他的表現作出評判；而斷頭機的出現將斬首轉變成了一套不帶感情的程序，盡可能把殘忍程度最小化了。

人們普遍認為處決現場出現龐大而喧鬧的人群屬于我們過去的一個遙遠時代的事情。也確實是這樣，但越是閱讀行刑的歷史，我就越發認為，在過去的兩百年里，死刑執行之所以逐步從公眾的眼前隱去——某種程度上還有酷刑作為一種懲罰方式的消亡——更多的與上流社會的成見有關，而和大眾輿論的關系不大。始終有人樂意觀看處決，樂意享受這樣的壯觀場面。如果說有什么改變的話，那也并不是斷頭臺上的景象變得很不體面，而是頑固癡迷的觀眾變得有點令人尷尬，大概還有對社會秩序的威脅。

公開執行死刑走向了終結，這并不是因為行刑本身，而是歸因于前來觀看死刑的圍觀者的敏感性與精英當中對可接受行為的定義之間不斷拓寬的鴻溝。

在18和19世紀，圍觀某人被處死開始被視為違背人性，但每當有人提供了觀看的機會，也從不曾阻止人們觀看，未來大概也不會。行刑一直吸引著各種不同背景的人：男女老少，貧富貴賤，滿腹經綸的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文盲。個人反應也可能不同——有人會哈哈大笑，冷嘲熱諷，另一些人會認真地做記錄，還有人會暈倒、嘔吐或哭喊，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反應由文化所決定，但歷史的教訓是，目睹斬首及其他形式的處決在我們作為人的能力范圍之內，不止如此，我們還可以把它們作為流行的公共事件來欣賞。哪里有公開處決，哪里就有圍觀行刑的人群。

▲處死路易十六

在19世紀初的倫敦，可能有五千人來觀看一次標準的絞刑，但趕來觀看一個著名重罪犯被殺死的人群則可能多達四萬甚至十萬人。這個數字許多年來幾乎沒什么改變。雷尼·貝西亞在1936年被絞死的時候，據估計有兩萬人圍觀，這是美國最后一次公開執行的死刑。（應當承認，它所吸引到的公眾注意之所以比平常更多，要歸因于絞刑手是一個女人：縣治安官弗洛倫斯·湯普森。結果，湯普森委派一位前警察代她履行職責，拉動扳機，放開絞索下的活板。）

三年后，一大群容易激動的民眾聚集在凡爾賽的圣皮埃爾監獄外，觀看臭名昭著的德國連環殺手歐根·魏德曼被送上斷頭臺。魏德曼成為法國最后一個被公開處決的人，表面上是因為那天來觀看的人群變得“特別可怕”，有少數人試圖爬到附近的屋頂上來觀看正在運轉的斷頭臺，雖然這一點確實如此，但關于醉酒和蠻橫行為的傳聞也確實被媒體極大地夸大了。

正如歷史學家保羅·弗里德蘭所指出的，魏德曼受刑的真正問題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它被推遲了。有一個新來的行刑者，這是他第一次執行任務，他低估了準備工作的用時。因此，魏德曼的處決并沒有像慣常的那樣在黎明破曉時分順利進行，而是推到了天色大亮之后，于是人群中的攝影師充分利用了白天的光線。

接下來就有一系列照片顯示了行刑的一幀幀定格畫面，一秒接一秒，在接下來的那些日子里，可以從一些印刷精美的雜志上看到。斷頭臺的刀片在下落的過程中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被捕捉到了。就當局而言，更糟糕的是這次行刑被攝像機錄了下來。你今天依然可以在網上看到它，仿佛那些圍觀這一事件的“令人憎惡”、“難以駕馭”的人群還不夠糟糕似的。如今，多虧了攝影技術的改進，成千上萬好奇的觀眾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觀看公開處決。魏德曼被執行死刑一個禮拜之后，公開處決在法國遭到禁止——不是因為它們太恐怖，不適合觀看，而是因為當局知道人們愿意觀看，不管它們多么恐怖。

▲《父親的詛咒》，格勒茲，18世紀法國畫家

死刑在歐洲已不復存在，而在美國，各州執行的死刑判決不再是公共事件，盡管它們依然會引起騷動。當美國歷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殺手蒂莫西·麥克維在2001年5月通過注射致命藥物執行死刑的時候，印第安納州的小城特雷霍特人滿為患，擠滿了觀光客。超過1300個新聞媒體的成員，在他們支持團隊的陪伴下，與幾百個抗議者和幾個販賣食品、T恤衫和紀念品的商人一起，抵達這座小城，為的就是充分利用這一事件。死刑執行一個月之前，當地的一個記者說：“我們吃、睡、呼吸，都離不開麥克維。”

當然，其中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并沒有看到麥克維死去；那些注視著他死去的人，從專門的觀察室里俯瞰著裝有彩色玻璃壁板的行刑室。這些人包括十位受害者的家人、十位隨機選擇的記者、人數并未透露的政府官員、幾個監獄工作人員以及麥克維選擇的四個目擊證人（兩個律師、一個他的辯護團隊的調查員和他的傳記作者）。另外232個受害者家人通過閉路電視觀看了整個事件的直播。

政府裁定，這些目擊者有權知道關于一個人如何死去所應當知道的東西。我們不可能知道，如果給他們機會的話，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觀看正式處決，但下面這個猜測似乎不無道理：像麥克維行刑這樣一次處決既能吸引直接受其罪行影響的人，也應該會吸引那些以目擊他人痛苦為樂的人。

摘自《人類砍頭小史》弗朗西斯·拉爾森著，北京斯坦威圖書授權合作稿件

文：弗朗西斯·拉爾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