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人為何拋棄他們的所有城市？

“沒有比這更能刻意打擊瑪雅考古學家的話語了。”瑪雅考古學家大衛?韋伯斯特（David Webster）2002年坦承道。作為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一名研究人員，韋伯斯特承認，在自己“輕率的青年歲月里”，他往往會告訴同搭一班飛機的旅客，他是去發掘“某個古代瑪雅中心的。而后完全可以預測的是，（對方會提出）這個令人畏懼的問題。如今，更為年長而明智的我通常會嘀咕一些語焉不詳的關于‘業務’的事情，然后就一頭埋進航空公司雜志里去”。

韋伯斯特之所以回避這一問題，原因之一是其范圍太廣。

問古瑪雅出了什么事，就好像問冷戰期間發生了什么事一樣；這一主題太過龐雜，人們簡直沒法知道從哪里入手作答。與此同時，瑪雅文明衰落之迅速而徹底，也正是自19世紀40年代外界首次發現尤卡坦半島上這些被遺棄的城市遺址以來，它一直吸引著考古學界的原因。

如今我們知道，瑪雅文明衰落的速度并沒有此前學者所相信的那么快、那么戲劇化，也沒有那么普遍。盡管如此，按馬薩諸塞州伍斯特（Worcester）縣的克拉克大學地理學家比利?李?特納（Billie Lee Turner）的觀點，瑪雅的衰亡在世界歷史上依然是獨一無二的。

文明總有興衰之時，但除了瑪雅地區，沒有任何其他已知大規模社會體系在解體之后，是被一片空白取而代之的。他說：“羅馬帝國土崩瓦解的時候，意大利可沒有因此被清空了——城市也沒了，主要社會體系也垮了——一千多年。而這正是瑪雅中心地帶發生的事情。”究竟發生了些什么？

20世紀30年代，其時最著名的瑪雅研究學家、哈佛大學的西爾韋納斯?G. 莫利（Sylvanus G. Morley）認定并信奉了一個如今依然最廣為人知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瑪雅社會的崩潰，源于瑪雅人的發展嚴重超過了其所在環境的承載能力。

在耗盡了資源庫的庫存之后，人們開始因饑餓和干渴而相繼死去，幸存者大批逃離城市，于是這些被遺棄的城市也就成了對人類在生態學上傲慢自大可能導致的諸多危險的無聲警示。

當莫利提出這一理論的時候，該假說不過是一種預感。然而從那時起，專家對湖泊沉淀物中的花粉的科學測量顯示，瑪雅人的確砍倒了地區內的大片森林，他們把樹木用作燃料，并將騰出來的土地用于農耕。森林覆蓋面積的減少導致了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和洪災。

于是，腳下農田越來越少、需要養活的人口卻越來越多的瑪雅農民，不得不以更高的強度來開墾肥力越來越差的土地。在第一波沖擊（即公元800年至900年間，肆虐尤卡坦地區的百年旱期）面前，這個搖搖欲墜的體系脆弱不堪。不久之后，瑪雅社會就走向了解體。

無數文章和書籍描述備至的瑪雅衰亡，已經成為了環保活動人士的生態寓言；瑪雅速朽論和更新世過度殺戮論一樣，都是此間人士津津樂道的關于人類超越自然極限的警世傳說。

克萊夫?龐廷（Clive Ponting）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綠色世界史》（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1991年版）中寫道，瑪雅人“創建了一個取得偉大文化成就和智慧結晶的復雜社會，但是到頭來卻毀滅了他們自己創造出的事物。”

在討論瑪雅衰亡的影響時，他問道：“在不斷加大資源利用、不斷向環境施壓這一方面，當代社會難道就做得好些了嗎？人類對于自己避免生態災害的能力是不是過于自信了？”龐廷和其他學者認為，這些印第安人的歷史，對我們應對如今的問題大有裨益。

然而說也奇怪，環保人士居然同時把美洲原住民歷史描繪成了一種與此相反的經驗（即人類應如何與自然生活在精神平衡之中）的寶庫。各地書店的書架上都沉甸甸地擺放著諸如《神圣的生態》《地球的守護者》《地球母親的靈性》《原住民傳統與生態學：宇宙學和共同體的交互存在》之類的書籍。

對美洲原住民的如此認知廣受贊同，以至于市面上存在著用來判定書籍是否正確反映了這種印第安人環境價值觀的校驗表。

比如說，《原住民文化真實性準則》就評價了各種出版物對全部“主要的原住民文化”（可以想見，瑪雅文化必在其列）所共有的“五大價值觀”的描述，而“與自然友好相處”，即“尊重自然神圣的天然和諧性，并與之共生”，正是準則中列出的一大價值觀。根據這些準則，出版物若想反映歷史原貌，務必要把主要原住民文化描繪為“適度敬畏生命的恩賜”的群體。

印第安人作為生態災難典型和環保模范的這兩種形象，并沒有乍一看上去那么互相矛盾。二者都體現了霍姆伯格之誤，即認為印第安人懸浮在時空之中，既不著一物也不受左右，如幽靈一般存在于這片山河之間的觀點。

本書的前兩部分致力于講述研究人員近期否認這一見解的兩種不同方式。我指出，研究人員已經大大提高他們對1492年原住民人口的估值，并解釋了這一做法的緣由；而后，我又揭示了為什么大多數研究人員如今相信印第安社會比人們此前設想的要起源得更早，發展得更復雜，技術造詣也更深。

而在本部分中，我將闡述霍姆伯格之誤的另一個方面，即認為原住民文化未能或無法掌控其居住環境的觀點。印第安人沒有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印跡的看法，是顯而易見的一例。

一個較為微妙的例子，則是認為印第安人的粗心大意最終使其走向了悲劇的假說。兩個例子都把原住民描繪成為只會被動接受的民眾，無論他們接受的是未受干擾的生態系統，還是由于改變生態系統而得到的懲罰。

美洲原住民與其環境的互動關系和美洲原住民本身一樣多元，但這些互動關系總是某種特定歷史進程的產物。研究人員偶爾能較為精確地詳述這一進程，瑪雅文明即是一例。然而在更多情況下，人們只能摸清歷史的大概輪廓，美國東部的重組過程就是如此。

這兩個范例，也正是我現在將轉而講述的兩個主題。在這兩個案例中，印第安人工程的規模都極其龐大，都是為達到其目的，而將大片山河予以重塑。

在篩選諸多證據的時候，顯而易見的是，多數印第安人都是極其積極的土地管理者；他們的活動對土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也確實有很多對我們大有裨益的經驗教訓，只是這些經驗教訓和一般人的想象有所不同。

○摘自《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美]查爾斯.曼恩（著），中信出版社授權合作稿，全網首發。

發表于 2016-10-1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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