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勝宮花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杭州細如輕愁的雨巷那頭,傳來叫賣杏花的聲音,報知臥睡小樓上的詩人陸游,春已深濃。
宋人為何要買杏花呢?他們可能是買來做頭飾。他們?怎么不是她們?清人趙翼在《陔馀叢考?簪花》中說:“今俗唯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
北宋?趙昌《杏花圖》
男子簪花,古已有之,在兩宋尤盛。在宋時,既給自己買花、也給妻子送花的男士們準定是宋代花市的大買手。
宋代民俗多肇興于唐朝,“簪花”亦不自外。王維名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可證:“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宋人史鑄《白菊集譜》引載《仙書》說:“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因此,唐人在重陽當天也會鬢插菊花。如杜牧詩《九日齊山登高》所言:“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除在節日里,平日唐朝男子偶爾也會簪花。唐玄宗時,小名“花奴”的傾世美男汝陽王李琎,通曉音律,他曾在君前敲擊羯鼓。
皇帝滿生歡意,躬自摘下一朵紅槿花戴在花奴帽上。花奴戴著花,奏了一曲《舞山香》,曲終卻花不落,玄宗喜稱:“花奴姿質明瑩,肌發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
個案不能代表主流,簪花要到宋時才成士庶的普遍俗習。每逢國家大典、佳節良辰、歲時祭祀等喜慶時分,趙宋君臣都會將花兒簪在頭上。
按慣例,皇帝要在瓊林苑主持“聞喜宴”款宴新科進士,賜戴名花。“聞喜宴”亦名“瓊林宴”,能夠與宴是士子的無上榮耀,但宴上總有感到不自如的人。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在那些春風得意的簪花郎環伺中,司馬光顯得格格不入。他性尚簡樸,不肯戴花。同伴勸諭他:“這是君上御賜的花,不可不戴。”司馬光不得不勉強戴上一朵小花。
根據宋初詩人王禹偁追憶登榜后景況所作的《杏花》詩:“登龍曾入少年場,錫宴瓊林醉御觴。爭戴滿頭紅爛漫,至今猶雜桂枝香。”可猜想,司馬光戴的這朵花很有可能也是杏花。
司馬光不想戴的花,卻是京城的搶手貨。宴后,進士們在歸途中,他們鬢邊的“今上賜花”總被乞丐和娼妓搶走。那些位居社會底層的人,無非是想沾點喜氣罷了!
宋徽宗崇寧年間,70來歲的福建士子徐遹終于考取進士。徐遹信馬游遍開封的花街柳巷,都不見有女郎取走他白發上的那枝花,她們嫌他是滿帶霉運的衰神。徐遹唯以詩自嘲:“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后看。”
皇帝游幸時,也會賜花臣下。皇帝在御宴上,曾親手為初任參政大臣的寇準戴上一株新艷的花并笑言:“寇準年少,正是飲酒簪花時。”
誰說人老就沒有“飲酒簪花時”?寇準鎮守陜西時,曾比照皇帝的規格為自己賀壽。在酒興催發下,他披上龍袍,騎馬游街,已染霜白的鬢發還簪著一枝花。
有人向宋真宗秘報寇準已生叛心。宋真宗就問王旦:“寇準要謀反嗎?”老好人王旦笑笑:“寇準上年紀了,有點癡傻,陛下可要下詔罵他幾句!”皇帝聞言,疑意始消。
想到一名略略發福、頭頂漸禿的老人頭上花枝亂顫的畫面,今人都會不禁莞爾,古人亦不例外。有一年的立春,蘇軾往訪蘇轍。那天東坡頭上戴著花,花下還系著幡勝。侄子們笑指伯伯的華發說:“伯伯是老人了,你也還要簪著花勝嗎?”
不能小瞧了蘇軾戴的幡勝,它可是皇帝的御賜之物!《東京夢華錄?立春》載,立春這天,“執宰、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簪花的老翁們并不感羞澀,反倒樂在其中。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蘇軾受邀到杭州吉祥寺賞牡丹。他在《牡丹記敘》記述了當日的盛景:“酒酣樂作,州人大集,全盤緣蘭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
名剎牡丹盛放,游人花簪滿頭。蘇軾陶醉了,他也簪上了一株嬌艷欲滴的花,還賦詩《吉祥寺賞牡丹》記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當年的蘇軾僅37歲,不算太老。但作為頑童,已經超齡了。“人老簪花”正映出老頑童蘇軾性格中真率、活潑、曠達的一面。
宋代小品畫《秋葵圖》
受益于宋人的簪花成風,假花制造業成為蓬蓬勃勃的朝陽產業。洪邁《夷堅志》載:“(南宋)饒州天慶觀居民李小二,以制造通草花朵為業。”
“通草花”是一種用通草制作的假花,它們在北宋即已有售。蘇軾在《四花相似說》中,曾以四種假花比喻“四花”:“荼蘼麋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
耐得翁在《都城紀勝》回憶過花店出售假花的畫面:“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釵環、領抹,極其工巧,古所無也。”
南宋還有官辦的制花作坊“文思院”,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上文已述的幡勝亦是假花,也由文思院進造。
百花齊簪
古代民俗的發展大多遵循“從皇室到貴室,再到民間”的規律。假如簪花漸成皇帝的日常習慣,那么,簪花亦將成臣民的閑日常事。細讀宋人的著錄,便知簪花是老少咸宜、男女皆尚、永無限時的庶民樂事。
宋徽宗是耽于嬉娛的風流君主,每回起駕還宮,開封人必見這位君王“御裹小帽,簪花騎馬”的裝扮,從游的群臣、侍衛也同樣簪花。
見男人一個個頂上花繁成叢,貴家士女就紛紛坐上轎子,到街上看熱鬧。她們大約是不屑于和男士爭美,因而也不學他們簪上花兒,只是“小轎插花,不垂簾幕”,靜靜地看。
繼業的南宋皇帝亦多愛簪花。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為敬賀太上皇(宋高宗趙構)八十大壽,在元旦日舉辦慶典。《武林舊事》在書的開篇首記此事:“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群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
三天后,杭州的喜慶氣氛依然很濃,“四方百姓,不遠千里”,皆來一睹盛事,詩人楊萬里賦詩贊道:“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淳熙年間,禮部尚書趙雄等人奏請“慶壽行禮日,圣駕往還并用樂及簪花”,后得宋孝宗準奏。這只是通過立法延長并擴展帝室“簪花”的期限和范圍,但事實上,在北宋末年,宋廷的花之盛禮已不限于宮室與御苑、帝帷之內,節慶與典禮、宮宴之時。
南宋“千萬人簪花”的壯觀場景,常見諸時人的筆端。南宋君臣朝謁過景靈宮后,姜夔作詩道:“萬數簪花滿御街,圣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見紅云冉冉來。”
宋代官僚宴集時,也常簪花。宋代揚州的芍藥名聞天下,州城的開明橋“春月有花市”,而花價時時見漲。韓琦任太守時,其價已高過每況愈下的洛陽牡丹花。
哪個文人不愛花?但花販子開價太高的話,韓太守在買花前,還是得三思而后行。幸州衙后院的芍藥開花了,一開就開了四本花,花瓣上下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其中。
韓琦喜出望外,設席園中,邀請幕僚王珪和王安石赴宴賞花。“二王”均是嶄露頭角的政壇新秀,與韓琦同屬仁宗朝的名流。花開四朵,韓琦還想再請一人,正思間,有人通傳說名士陳升之已到揚州。太好了,“第四朵花”花落陳家了。
主賓四人皆簪花進席。宴散后的數十年間,他們皆官至宰輔。這即為宋代掌故“四相簪花”的來歷。“四相簪花”雖只是巧合,卻可證明宋代官員在私宴中,已有簪花的習尚。公余宴游時,韓太守簪不簪花是他個人的自由,但在特定的場合,韓太守必須簪花。
男子大婚時,也是要簪花的。司馬光《書儀?婚儀》“親迎”條說:“世俗新婿盛戴花勝,擁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體,必不得已,且隨俗。戴花一兩枝,勝一兩枚可也。”
《東京夢華錄》亦見同類的載述:“(婚宴中)眾客就筵三盃之后,婿具公裳,花勝簇面。”《水滸傳》第五回寫小霸王周通下山強娶劉太公女兒時,“頭戴撮尖干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象生花”,這段描寫與宋代婚俗頗相契。
在閑時,簪紅戴紫的男男女女亦無處不有。開封少年昔以插花相尚,歐陽修《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詩云:“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夸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髪將花插。”
騎在牛背上的南宋小牧童,也學著他們的模樣,在斗笠上插花。楊萬里以此景入詩《安樂坊牧童》:“前兒牽牛渡溪水,后兒騎牛回問事。一兒吹笛笠簪花,一牛載兒行引子。”
清?金廷標《簪花圖》中的簪花貴婦
既然男人都簪花,巾幗又豈肯讓須眉!《夢粱錄》卷十三“夜市”條載:“并在五間樓前大街坐鋪中瓦前,有帶三朵花點茶婆婆,敲響盞,掇頭兒拍板,大街游玩人看了,無不哂笑。”
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中也詠贊了那個紅花簪頭的老婆婆:“白頭老媼簪紅花,黑頭女娘三髻丫。背上兒眠上山去,采桑已閑當采茶。”看來,宋代老來俏的婆婆還真不少!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沒有證據能確證宋代男人比女人更愛簪花。唯因男人是宋代詩壇的主軸,使得讀者萌發宋代男人最“臭美”的想法。
(作者:梁志賓)
摘編自著《風雅宋:宋朝生活圖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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