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不懂這四個“字”，你就讀不懂“四大名著”

三、四百年來，“四大名著”始終占居著人們重要的閱讀空間，對于人們閱讀習慣的養成、閱讀能力的提升，迄今為止仍然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和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在“四大名著”的閱讀過程中，筆者越來越發現：“愛讀”者不乏其人，但“會讀”者為數不多。謹此，筆者不揣簡陋，將“四大名著”的“讀法”略述如下，以求有益于讀者，更待教于方家。

讀《西游》貴“悟”

“四大名著”中，《西游記》似乎爭議最多。不少人認為，《西游記》是一部欠嚴肅的作品，其定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重復性的情節設置，甚至其宿命論式的思想取向、道義宣揚，都能使其被拒斥于“四大名著”之外。

胡適先生在《西游記考證》中的評價——“《西游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并沒有什么微妙的意思”，確實代表了相當數量讀者的意見。

筆者以為，《西游記》的人物塑造、情節設置中誠有些許缺憾，其思想取向、道義宣揚亦有所偏頗甚或流于愚昧，但這些“硬傷”并不足以抹煞《西游記》的藝術成就。換言之，除《西游記》外，其余“三大名著”亦并非十全十美，我們實不該厚此薄彼、一眚而掩大德；撇開個中不足，《西游記》絕對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力作。

那么，為何還有不少人甚至是巨擘方家都把《西游記》歸入神話故事甚或兒童讀物之流呢？筆者以為，無他，全在其“讀法”上的偏失；假令讀者能夠透過其“變幻恍忽之事”而解其“間雜微妙之語”，必能充分享受到解頤之樂、頓悟之喜。簡言之，筆者以為：欲讀《西游記》，全在一種“通透”之功，一個“悟”字。

《西游記》寫的是神怪世界，包羅的是人間萬象，其書中神魔皆有人性，精魅每通世故，八十一難亦多有旨歸。僅以孫悟空論，其由魔而成佛的歷程，即見證出了人心路成長的必由進程（無性→生性、任性→收性→最高層次的“無性”），而其與天庭體制中眾神的交往、博弈，則透視出了社會體制、人事糾葛、世態萬象。

在閱讀《西游記》的過程中，如果只偏執于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熱鬧、九九八十一難的離奇，勢必難以體會到其重復式的情節設置中掩寓著的深邃思考、精巧構思，其定型化的形象塑造里見證了的思想成長、人生頓悟。

凡此，《西游記》中，作者通過孫悟空等人物、故事，影射、反映、挖掘出的社會思考、人生問題，充分體現了思想的容量、認知的境界，即便用現代眼光關照，亦每給人以茅塞頓開、眼界大展之感。讀《西游記》，若無此覺悟意識、識見能力，讀爛卷帙實枉然。

最近，經濟學家周方銀先生寫了一部《解碼〈西游記〉》（科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很受讀者的喜愛和推重。在這部書中，作者梳理、研討、挖掘出了《西游記》中的一系列問題，如八十一難中的種種玄機，悟空、八戒等對于人生的啟迪等等，都為讀者打開了一扇扇“窗戶”。

周方銀先生的《解碼〈西游記〉》，讓人充分見識了《西游記》的魅力所在，更讓人意識到閱讀《西游記》必須的悟性和投入。——筆者以為，在“四大名著”中，惟有讀《西游記》是最需要成長的：不同年齡階段下、不同人生際遇后，其對《西游記》的鑒賞、接受，當是各不相同的。

對于有人所執迷的“老不看《西游》”云者，筆者以為，并非因為年長后不適合看文風略顯滑稽、輕松的“兒童讀物”《西游記》，而是因為若此時才忽然意識到《西游記》中的諸多本應該在兒童時即省悟的啟示、教益，卻因為自己當時的“未得甚解”而未能好好地用以指導人生、規避躓踣而徒生浩嘆，以致不忍再讀、不能細讀而已。——會讀《西游》，也宜“從娃娃抓起”；欲解《西游》，則最在一個“悟”字。

讀《紅樓》忌“癡”

《紅樓夢》代表了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紅學”至今仍屬一門“顯學”。正因為《紅樓夢》的思想性、藝術性幾臻至境，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備受歷代讀者的愛慕、推崇。而在諸多讀者中，沉迷于其中而意欲勉盡心力、別通蹊徑以解讀《紅樓》、解構《紅樓》者，不可足數。若索引派、考證派、“新紅學”等，皆欲為“紅樓”解夢、說夢，幾近癡迷。是以，由“紅樓”而探尋芹溪家事、明相（明珠）沉浮、康雍朝政，甚至雍正之死、（秦）可卿之謎、寶黛歸屬者，奇論妙解迭出，盡極尋章索句、牽連出奇之能事。有鑒于此，筆者以為，閱讀《紅樓夢》之關鍵，最忌“癡”“迷”。

詳言之，《紅樓夢》在作者、主旨、創作、流傳等方面誠有諸多謎團、因緣，但在閱讀《紅樓夢》的過程中，就最大多數讀者而言，還是應該從文學欣賞角度切入，在提高讀寫能力、增長藝術修養方面著力，斷不可偏執于文本之外，“舍本逐末”。

即便，在閱讀過程中能有所“發見”“斬獲”，也不應該由此而妄動雜念，萌生涉入“紅學”、成為“專家”的沖動甚或自信。恕筆者直言，就“紅學”研究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學養鍛煉、思維取式而言，超越了絕大多數讀者的想象能力，亦絕非人們想為而能為、可為。謹此，筆者以為：回歸《紅樓夢》文本閱讀，走出“癡”“迷”，當是眾多讀者閱讀《紅樓夢》所應取抑或所能取的“讀書之法”。

據傳，著名學者俞平伯先生去世前夕，忽然省悟：研究了一輩子《紅樓夢》，原來是誤解了《紅樓夢》；《紅樓夢》就是一部小說！俞平伯先生作為“紅學”大家，其發見之力、研習之功，人所共見。俞先生臨終前這席話，不排除其一貫的謙遜、自省的長者風范。但俞先生這席話，對于眾多讀者而言仍不失教益——《紅樓夢》就是一部小說，必須以鑒賞小說的心態、方式、理路來閱讀《紅樓夢》，切忌“癡”“迷”；設若再癡人說“夢”，到頭來難免大夢一場，落得個“千紅一窟”“落紅一片”，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凈”。

讀《水滸》在“出”

《水滸傳》全名《忠義水滸傳》，關于《水滸傳》的題旨是否屬于“表現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學界迄今仍在爭議；但對于《水滸傳》中著力摹寫、表現的“忠義”，卻歷來頗受人們的推崇。但筆者以為，讀《水滸傳》的關節，卻正在走出“忠義”的桎梏。

換言之，會讀《水滸》者，必須不執迷于“一百單八將”的“忠義”，能夠理性地分析他們的英雄事跡，“走出”將他們視為“英雄”的誤區。惟如此，才會不為《水滸》所誤、所惑。為此，筆者擬歷數一下“一百單八將”的“不是”，籍以使讀者明確“走出”《水滸》中所標榜的“忠義”“英雄”之必要。

概而言之，在筆者看來，梁山“一百單八將”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逞強恃勇，偏斜蠻橫。在梁山“一百單八將”心目中，并沒有一種高尚的理念、公正的法則，他們的所作所為，往往不是緣于“道義”，而是肆于個人恩怨、集團利益，甚或出于一己私利，難得與“道義”相聯。如“三打祝家莊”、攻打曾頭市（因為曾家扣押了段景柱那匹被他稱為是“梁山泊宋公明”的玉獅子馬），梁山師出有名，但理有所虧，難涉“道義”。

二、嗜殺成性，濫及無辜。梁山“一百單八將”在性起時罕再顧忌道理，他們殺貪除暴固然使人解氣，但其殃及無辜，更令人倍感恐怖和可憎。江州劫法場、血濺鴛鴦樓，都體現出了他們的“嗜殺”“濫殺”成性。可以說，缺失了最起碼的原則和理性后，梁山“一百單八將”標榜的勇毅果敢，使他們有時更像一群暴徒。

三、粗俗野蠻，囂張放縱。梁山“一百單八將”醉心于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縱聲笑談，他們以粗俗為美、以兇蠻為勇的習性，使其與高雅、禮讓絕緣。當李逵一次又一次地裸去衣衫叫囂沖殺，當魯智深肆意地大快朵頤、袒胸裸睡，當雷橫不問青紅皂白就一枷劈死了白秀英，梁山“一百單八將” 流露出的粗俗放縱、蠻橫囂張，甚至只能將其歸入蠻夫野漢之輩，實難體現英雄成色。

四、偏辟乖張，不擇手段。梁山“一百單八將”每每將奸詐混淆為靈活，將偏斜標榜為智慧，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擇手段、不顧他人。誘扈三娘就范、逼盧俊義聚義、“請”徐寧上山，這些行徑，貌似求賢若渴，但極盡卑劣、冷酷之能事；雖可使水泊梁山盛極一時，但難掩其骨子里的乖張偏斜甚或無賴卑劣。

并上所述，《水滸》中“一百單八將”身上表現出的諸多性格缺陷、認知惑亂和動機隱晦，委實算不上英雄。讀《水滸傳》若不在“出”上有所計較，難免惑亂到人們的視聽、知行。要之，江山多嬌，代出英雄，我們有埋頭苦干的英雄、拼命硬干的英雄、為民請命的英雄、舍身求法的英雄，但梁山“一百單八將”，絕難數上英雄——爾等本莽漢，奈何稱英雄？

我們在賞讀、借鑒《水滸傳》這部“才子書”的辭章表達、形象塑造的藝術成就后，必須對其義理表現、情結追求的思想傾向有所揚棄，保持清醒。——筆者有時甚至止不住擔心：假如梁山后來沒有上當招安，反而最終得以推翻趙宋天下，“一百單八將”皆封侯拜相稱王，天下又能是個什么樣子?!

讀《三國》需“入”

《三國演義》絕不同于《三國志》，其說史、敘事、論人、待物，都經過了作者的藝術加工、主觀判斷、思維取向。是以，欲了解三國歷史、評判三國人物，絕不可據《三國演義》為底本。

但是，較之《三國志》，《三國演義》在說史、敘事、論人、待物的過程中，因為作者的主觀參與、判斷取舍，反而呈現出更鮮活、更共性的經驗、規則和教益。

如官渡之戰后曹操的馭人之術、火燒赤壁中的連環計、七擒孟獲時的攻心為上、“空城計”里的“逆其道而行之”，都因為作者的加工、挖掘、渲染，而變得更加鮮明、通透，給人以更集中、更深刻的印象和觸動。

由此，筆者以為，在《三國演義》的閱讀過程中，撇開文本閱讀，最理想的閱讀狀態就是在讀透人物、故事本身后而借鑒到其人物、故事以外；一言蔽之，讀《三國》之法，在文本閱讀到位后，最貴在“讀入”人物、故事，籍以啟迪、檢驗、歷煉自己的認知思維、行事能力。

可能，筆者上述所論，難免給人以“功利”甚或“誘人棄善”的錯覺，更印證出人們講究的“少不看《三國》”的顧慮——預防孩子讀后陡增心計、失卻天真。——筆者建議的讀《三國》貴在“讀入”，絕非教人一味“讀入”而不計取舍，筆者的主旨是教人“從善如流”而非“從惡如崩”。換言之，筆者是希望讀者通過對《三國》中人物、故事的判斷、參照，更好地反省、覺悟到待人接物處世時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關乎“道義”），如何去做、如何做得更好（關乎“術數”），在實現“道”“術”的“揚棄”后，增進成功的機率。

其實，筆者以為，在很多情況下，“智”與“奸”之大限，緣在一念之間：“從善”則智，“為惡”則奸。《三國》中“智謀”“奸詐”并處，“智士”“奸雄”同存，正可在引導我們提高認知、開拓思維際，幫助我們檢驗判斷、歷煉取舍。“讀入”《三國》，在提高讀寫能力、增長藝術修養后能再具此“二美”，誠為數得。——但如此，何來“少不看《三國》”之虞?!筆者以為，只要讀書有方、指導得術，“少看《三國》”最宜！

開卷有益，讀書有方。越是經典之作，越需要掌握科學的讀書門徑。但是，在閱讀中，卻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迷于歧途、惑于偏執者，每每如是。如上，筆者謹結合“四大名著”述及了讀書方法之偏重取舍。限于能力，所論難免欠當。惟希望鑒于“四大名著”在中國古代小說、在人們閱讀進程中的顯要地位，而能由此彰顯“讀書方法”之重要，在求證于方家際，亦有益于讀者。

歷史大學堂特邀作者作品文：張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