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殺死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前世今生

精神分析簡史

從弗洛伊德在1896年的《神經癥的遺傳和病因》這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這個詞到今天的12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和實踐伴隨著人類經歷了各種思潮。在法國，由于拉康是個極富精力的人，他扛起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致力于進行精神分析和現象學，結構人類學，語言學，存在主義哲學，后現代的解構主義的對話，帶領精神分析在法國走過了整個拉康時代。

當然也包括各種社會事件和運動的對話，一戰，二戰，法西斯，納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共產主義，性解放運動，68年革命，嬉皮士，高速的現代化進程，資本主義辭說的絕對主導，包括最近的恐怖主義。精神分析和實踐它的分析家以及分析者們試圖通過傾聽與訴說來理解自己的痛苦，癥狀，理解人性，理解人類社會。

弗洛伊德的作品中一直有一部分是指向對整個文化的反思的，比如《為什么有戰爭？》和《文明及其缺憾》，指向的讀者是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知識分子。而后來的分析理論的發展，把精神分析變成了一種只針對臨床的專業知識，使得分析家都僅僅滿足于用理論的術語在他們之間交流，而失去了與更廣泛的人文思想對話的能力。

第一代的分析家并不懼怕表達他們對社會中的文化和政治現象的看法，但很可惜，這種倫理的立場并沒有傳承下來。當時在柏林的精神分析家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與共產黨人和社會當人關系密切，在他們的計劃中有著精神分析的政治愿景，這其中由奧托·芬尼希爾（Otto Fenichel）通過書信構建的一個由六個分析家組成的秘密小組是這個運動中的一支力量。但隨著納粹在德國的執政，大批精神分析家外逃。這個小組的分析家也分散在歐洲大陸和美國，美國當時對于共產主義的敵視讓這批移民分析家很謹慎地等待著時機的到來再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是在這個漫長的等待中，第一批分析家都逐漸地去世了，而他們的立場和知識也并沒有傳承給下一代分析家，導致現在當人們提起奧托·芬尼希爾的名字時，只知道他關于神經癥的理論，卻從來都不會把他跟政治運動聯系在一起。在代際之間的知識的傳遞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東西。為了讓知識保持一種活力，尤其是精神分析的知識，需要在學生和老師之間有一種活躍的接觸，讓知識浸潤在感情，欲望和聯系中。如果沒有它們的參與，知識就變成了生硬的詞語。

美國的精神分析發展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和醫學的聯合，它迅速地變為一種排外的專業知識領域，和人文思想沒有了任何關系，而另一個方向是新弗洛伊德派，他們試圖重新在人文領域找到精神分析的一席之地，但也迅速地淪為心理雞湯式的無關生活痛癢的理論。

張申府先生在歐洲游學學習哲學期間，認識了一個醫學生朋友Wilhelm Rohr，后者正在準備一個去柏林精神分析協會所作的報告，報告的主題是漢語語法和夢的壓抑機制，張申府先生參加了這次報告。在1923年2月17日，卡爾·亞伯拉罕向弗洛伊德提到了這個來自中國的與會者想要將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想法。在3月5號的一封給弗洛伊德的信中，亞伯拉罕提到他和張申府進行了一次長談，并對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張申府先生回國之后寫了一些介紹精神分析的文章，便投身于劇烈的社會運動之中了。

高覺敷先生于1925年在《教育雜志》上發表了對弗洛伊德的心之分析的起源和發展，后來又在上午印書館翻譯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論和精神分析引論新編。

章士釗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1926年赴德國留學，在德國他和弗洛伊德通了信，他寫給弗洛伊德的信已經丟失了，但是我們找到了弗洛伊德給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七給章士釗先生的回信：

Most esteemed Professor,

In whatever way you wish to carry out your intention, whether it is by paving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in your homeland - China - or by contributions to our journal Imago in which you would judge against your own language our conjectures about the nature of archaic modes of expression, I will be extremely pleased. What I quoted in my lectures from the Chinese was taken from an article 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譯文：

尊敬的教授先生：

無論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設想，無論是在您的祖國--中國開辟心理分析這門學問，還是為我們的《意象》雜志撰文，以貴國語言的材料來衡量我們關于古代表達方式的推測，我都非常滿意。我的講義里引用的中國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辭條。

順致崇高敬意。

你的弗洛伊德

章士釗先生在1930年出版了《茀羅乙德敘傳》，商務版的書前印有弗氏給他信的手跡照片。

張東蓀先生在1920年邀請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國做了講座，并從羅素先生那里了解到了精神分析。張東蓀先生在1929年寫了《精神分析ABC》，由當時上海的世界書局出版，試圖引入弗洛伊德提出的升華的概念。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張先生很怕中國會走極端，所以試圖通過升華來引導青年盲目的愛國熱情。

在很紅很紅的年代，精神分析的理論是做為反革命的理論被對待的，偶然看到楊絳先生在《將飲茶》里寫到的一段逸事，很有意思：

" 我經常失眠，有時精神不振，聽報告總專心做筆記，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兩本是倦極亂記的，我不便補交，乾脆把沒交的一疊筆記銷毀了事，這件事就置之腦後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眾開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樓」了。我是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從「牛棚」「下樓」，還得做一番檢討。我認真做完檢討，滿以為群眾提些意見就能通過，不料他們向我質問「四個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哪裡跳出來四個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筆記本打開，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認出「四個大妖精」原來是「四個大躍進」，想不到怎麼會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我腦筋裡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記本上，前後共有四次「四個大躍進」，只第二次寫成「四個大妖精」。我只自幸沒把糧、棉、煤、鐵畫成實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腳，畫成跳舞的妖精。這也可見我確在悉心聽講，忙著記錄，只一念淘氣，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可是嚴肅的革命群眾對「淘氣」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長了一百張嘴，也不能為自己辯白，有人甚至把公認為反動的「潛意識論」也搬來應用，說我下意識裡蔑視那位做報告的首長。假如他們「無限上綱」--也不必「無限」，只要稍為再往上提提，說我蔑視的是「大妖精」，也許就把我嚇倒了。可是做報告的首長正是我敬佩而愛戴的，從我的上意識到下意識，絕沒有蔑視的影蹤。他們強加於我的「下意識」，我可以很誠實地一口否認。 "

終于集體瘋狂的年代過去。1984年商務重新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先生1930年的譯本），呵呵，這個年代還真是諷刺，這是在文革后中國大陸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譯著，此書當時的重印出版，還遭遇到上層不小的壓力。商務甚至舉辦了一個新聞發布會，表示終于開禁。商務又接著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新編》和《釋夢》。

在中斷了一代人的學術生涯之后，精神分析又開始在中國重新發芽。在此期間在歐美，精神分析也經歷著自己的命運，由于IPA（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向納粹妥協導致左派分析家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被除名，一些分析家在逃入美國大陸后的小心翼翼試圖并入American way of life（美國的生活方式）導致到今天精神分析在美國幾乎死掉，而在法國拉康舉起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使得精神分析理論在法國走過了整個拉康時代，由于拉康是個極富精力的人，他使得精神分析理論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中跟各種思潮對話，而讓精神分析融入到了整個二十世紀的法國人文思潮發展之中。

什么是精神分析

在極簡短的介紹了精神分析在中國和歐美的發展歷史之后，我再來簡要的談談什么是精神分析。

首先，精神分析本身流派眾多，因為我喜歡拉康的臨床實踐，所以主要介紹拉康派的精神分析，而且是我理解的拉康派臨床，我的同行們未必贊同我的觀點。

首先，是有命運這個東西的。“命”用精神分析的術語可以叫做癥狀的享樂模式，太難，用比較心靈雞湯的說法就是性格決定命運，就是有一些東西是通過代際傳遞的，我們沒法選擇自己的父母，而父母解決不了的人生難題，就是孩子的命，他要用自己的際遇和經歷去回答這個問題。而“運”就是偶然的相遇，這個相遇可能會改變我們的經歷。比如如果費孝通先生沒有經歷文革，也許會寫出更多傳世的經典。

而精神分析說的直白一點就是告訴分析者，不要信命，可以有另一種方式去生活。當然這個告訴是建立在分析者準備好要聽到的時刻，為了這個時刻的來臨，有可能要做很多年的準備。甚至過完一生，這個時刻都不曾來臨。而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加速這個時刻的來臨，如同拉康在第一本討論班的開班講座中談到的禪宗師傅，分析家會用各種方式促使這樣的一個時刻的產生。這個時刻到來的效果可能是，一個癥狀消失了，一個道德的難題有解了，抑郁離開了。

其次關于分析的設置，拉康派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最大特點在于彈性時間和彈性收費。

彈性時間是因為無意識的時間是一個主體的時間，分析家所有的干預都是為了讓那個相遇的時刻到來，所以就不是客觀的40分鐘或者50分鐘能產生的效果。而是根據每次談話來找到一個適合打標點的地方，讓一個言外之意冒出來。

當然有些人誤解了彈性時間的概念，誤以為5分鐘的短會談是最牛逼的臨床，我在巴黎見過這種裝（牛）逼的"分析家"，當然也不乏大批裝（牛）逼的"分析者"去找他做分析，畢竟在各個行業都有這種職業裝（牛）逼的人，隨他們去吧。

其次是彈性收費，這個彈性收費是根據來訪者或分析者的收入來定的，讓他感到稍有壓力比較好，畢竟付200塊和付5塊說的話絕對是不一樣的。

但是也有人誤解了彈性收費的概念，以為是按照自己給自己制定的收入預期往上制定的，所以中國目前那些不問來訪者收入情況，起價就800以上的人，我想對你們說，呵呵，你們拿錢的時候手不軟嗎？

OK，先寫這么多。

參考文獻：

李洪華. 上海文化與現代派文學[D]. 上海師范大學, 2008.

余鳳高. "心理分析" 與中國現代小說[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楊絳. 楊絳作品集（卷二）[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P169-170

Cf. Fre?de?ric de Rivoyre, " Bertrand Russell apporte la psychanalyse en Chine ", www.lacanchine.com

Nathalie Charraud, Les trois Zhang Suite chinoise la chronique de Nathalie Charraud，Lacan Quotidien Numero 504

Jacoby Russell, Otto Fenichel: destins de la gauche freudien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文：徐雅珺 | 開業分析家

發表于 2016-05-03 00:00
閱讀 ( 903 )
分類：其他類型

希特勒殺死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前世今生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相關問題

0 條評論

作家榜 ?

推薦文章